目前绝大部分药企是在微利和无利状态下生产。一位已经过GMP改造的药企老总对笔者讲：“我们是穿着新鞋走老路，好累!”累在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品。

如果说中国西部药用动植物的资源优势为1 5%，那么创新药物研发及其商业化过程中涉及到的建立权威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信贷担保、投、融资平台、国际专利申报、IS014000认证、企业家队伍培养、国家的税收导向、地方政府对医药产业的政策和支持力度等就要占到85%。只有解决好这85%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把西部药用资源优势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实现西部医药产业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政策和资金成为发展瓶颈

由科技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8部委(局)共同制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经国务院正式批转后颁布于众。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中药”这个古老而又新兴的战略性产业的高度重视。1《纲要》指出：“到2010年，争取2～3个中药品种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如果其中有一个品种是治疗世界五大医学难题之一的西部药物，并通过了美国FDA的认证，以处方药的名义进入西方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西部的医药产业已从资源型发展模式转向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并与世界主流医药市场接轨的发展道路，随之带来的将是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然而，研发具有国内外主流医药市场竞争力的创新药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美国，一个重量级创新药物的研发成功需要投入8～10亿美元，一般成立时间不长的医药高科技企业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人家有权威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信贷担保机构和规范的投、融资平台。

如美国的安进公司(AMGEN)在1980年时只有7个人，当治疗贫血病人的“重组人红细胞生存素”(EPO)研发获得阶段性成功时，尽管当时产品还没上市，但风险投资者就主动找上门来，对该项目的无形资产评估后，首期投入了3000万美金，进行“智本”和“资本”的对接，解决企业在后续研发和科技成果商品化过程中的资金以及资金的运作方案，并帮助招聘企业家型人才、向世界各国申报专利、进行全球市场调研和市场策划、市场导入，在进行一系列的市场化运作后，到去年仅EPO一个药品就为该公司创造了31亿美元的销售额，累计利润超过100亿美元。

西方国家在创新药物研发及其商业化过程中，政府在政策上和资金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美国政府在2002年用于创新药物研究的拨款为237.3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政府科研拨款总额(1117.56亿美元)的24.5%，仅次于对国防科研的投入;英、法、德、日等国，甚至毗邻中国的印度在创新药物研究及其商业化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均有优惠的政策导向和卓有成效的资金支持。

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就相形见拙，“十五”攻关项目中由科技部支持的新药研发资金为1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不过2亿元，全国再一分，真正能用到西部创新药物的资金还能有多少?大量的科研经费还得靠企业自己去落实。然而，西部地区投、融资平台、风险资金进来后的退出机制等85%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海内外的“风投”、“游资”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流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地区的“药谷”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很难流到云贵高原、黄土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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