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妈妈携子做亲子鉴定
你能想象一个14岁的未成年少女思思化名）竟然已经当妈妈了吗？湖南一位14岁的少女妈妈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其曾三度怀孕，二次产子。
今天下午，思思（将带着刚出生13天的宝宝，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思思父母希望她到北京后，前往派出所为孩子做DNA鉴定，以确定这个女孩儿的生父到底是谁。
这是已经第三次怀孕了。在思思父亲的坚持下，她只能选择生下孩子。父亲的目的是，让思思生下孩子，通过亲子鉴定，找出孩子的爸爸。因为，谁都不敢肯定，思思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就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今天下午，思思将带着刚出生13天的孩子乘坐9个多小时的火车，前往北京。“我的伤口还好疼。”
为什么不等到满月再走？思思说，爸爸不让她回家，“嫌我丢人”。
母亲王小英从8月29日开始一直在医院照顾思思，她说自己无法说服思思父亲让她留下，“她爸的脾气，谁也犟不过”。
思思父亲李春生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思思回家，附近一条街上的人可能都会跑到家里来看她，“不光是她抬不起头做人，连我都不敢上街，他们都怪我这个做父亲的家教不严。”
李春生不希望思思在老家久留，他更希望思思尽快回到北京。两年前，思思生下第一个女儿时，已经让李家在村里、镇里颜面尽失。
李春生和妻子王小英至今坚持认为，是学校老师性侵思思导致她怀孕生子，尽管警方的DNA鉴定结果显示，邻村一名74岁的老人才是孩子生父，此人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第二个孩子生父是谁再次成谜，李春生希望思思尽快回北京，给孩子做DNA鉴定。
孩子生父谜团
2013年，思思被性侵产子的事情引发广泛关注后，她被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接到北京，在一家私立中学读书，基金会安排了专业社工一对一帮扶思思。
但思思的境况并不乐观。思思父母、基金会社工都发现，思思经常通过手机与一些陌生男人联系，并和深圳一家幼儿园的负责人夏某联系密切。
去年6月，思思二次怀孕，6月至8月间，她多次往返深圳、北京，并在夏某的陪同下在深圳堕胎。
基金会推测这个被打掉的孩子可能是夏某的，但夏某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予以否认。
今年1月，思思再次怀孕，“她说是住地附近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侵害了她。”思思父亲李春生当即报警，但因证据不足，该手机店老板后被释放。
此后思思和母亲王小英带着小果儿（化名，思思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前往深圳，住在夏某家里。夏某自称接纳思思是为了帮助她，但他的动机一直遭到基金会强烈质疑。
今年7月初，思思和夏某之间发生矛盾。思思向深圳警方报案称被夏某性侵，肚子里的孩子是夏某的。但同样因证据不足，夏某被释放。
“现在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夏某的，思思是在北京被发现怀孕。”9日，思思母亲王小英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她和丈夫都坚信孩子是手机店老板的。但她并不否认，夏某与思思发生过关系。
京华时报记者此前从深圳警方和北京警方获悉，两地警方已经分别提取了夏某和手机店老板的血液样本，只等思思把孩子带到派出所抽取血样，就可以比对DNA，确认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孩子何去何从
对于思思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李春生和妻子王小英意见很统一：送人。
思思的第一个孩子小果儿一直是王小英在带，“我们只能照顾一个，没有精力再照顾第二个了。”王小英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下这个孩子。李春生打算为这个孩子找一个收养家庭，做完DNA鉴定后就送人。
持续援助思思的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则更希望思思能够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并一直努力说服思思。
“我们为她找了一个专门安置单亲妈妈的地方，她可以在那里做手包等手工，边干活边带孩子。”对口帮扶思思的社工李梓琨说，基金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思思慢慢意识到身上的责任，逐渐回归正常。她再三强调基金会的救助宗旨：“我们的救助对象只能是思思。”
李梓琨表示，如果思思自己愿意带这个孩子，基金会可以帮助她，如果她非要把这个孩子送养，基金会也管不了，“他们家里人可以自己去联系收养家庭，基金会不会帮忙。”
思思在基金会和父母之间拿不定主意，“到时候再说吧。”她有些无助地看着记者。
李春生很期待这次的DNA鉴定结果，他甚至想好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的安排：找律师打官司。
“不管对方要不要这个孩子，都得承担责任。”他说，就算不找他们要抚养费，对方也要承担起对思思的责任，“她的名誉都毁了”。
“路”怎么走
说起这两年的种种遭遇，李春生很有悔意。
“思思第一次出事时，我就不应该让她去北京。这样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我也不会被烧伤。”李春生说，思思第一次生下孩子时，镇里不仅给家里解决了三个低保名额，还答应在县里给思思安排一个学校，避免她可能遭遇的舆论压力。
李春生说，当时如果让思思不声不响在县里上学，有什么事家里也能随时照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思思跑到外面见了很多事很多人，越来越收不住心，“2013年的事，又发生了一次”。
此次思思生下孩子后，李春生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特意带着小果儿离开一家人所在的城墙村，搬到了梅溪镇中荷居委会辖区。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梅溪镇的民政工作人员和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等人专程前来家里慰问，给了600元钱，并承诺要把小果儿纳入低保，县里每年还会给小果儿发放600元的救助款。
李春生有些自责，感觉自己把村里的脸都丢尽了。
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坦言，思思的事情，确实给村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有想法，镇上、县里也觉得我们对思思的帮扶工作不到位。”
于志华说，村里其实也很难，思思2013年就去了北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造成管理上的困难。他说，李春生家的社保都是村里交的，这次虽然又给了他们一 个低保名额，每个月才100多元，4个低保名额也只有400多元，李春生受伤无法干活，这点钱毕竟是杯水车薪，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
他表示，村里也在和镇里沟通，但目前还没能拿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李春生希望思思能够改变。他跟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亲戚们都放了狠话：“如果思思再不改，小孩也没有好的安排，我就只能走绝路了。”
对于未来，李春生并没有太多的计划，他寄希望于此次DNA鉴定结果出来后，通过打官司能够拿到一笔钱。
倒是思思的母亲王小英，对于思思的今后想得比较透：一旦成年，思思就得自己打工养活自己，“我们已经负担了小果儿，不可能再负担她了”。
王小英悄悄告诉记者，她打算等思思彻底恢复后就给思思上环，“不然我怕她还会怀孕，剖了两次，再要怀孕命都要没了！”王小英说这话时，思思正躺在床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玩着手机。悲剧如何才能不再重复，对她来说，似乎仍是一个遥远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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