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种病，为什么你用抗生素，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如果说这种情况影响你的医院行为，医生协会就要处分你。行业自律制度建立起来后，医生就是绝对的权威。我现在也在呼吁，不要盲目地去反对医生，当然我们反对的是制度，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认识医生的特殊性。
——廖新波
廖新波，男，1956年8月生，广东台山人，学历医学本科、管理学硕士。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他在微博上名叫“医生哥波子”，他的博客有1100多万的访问量，微博粉丝则达到66万。
在微博上，他既跟网友一起怒斥南海弃婴事件，“这样的医生太不争气了！”又与医学生一起探讨医生的职业素养，称找工作不容易；他还现身现场了解医患纠纷中的真相，却回头告诫人们，“以一种逆反心态喊‘医生该杀’大逆不道！谁没有亲人为社会从事各种‘高危’工作呢？”病人没钱看病，他怜，网友要求医院买单，他悲，“为什么医疗行为要为丑陋的制度买单”。他经常会被@要求关注某某病患，以便获得医疗救助。实际上，他也促成了几单善事。
他大部分的微博，通过iphone所发。遇到堵车，他也记挂医疗问题，“从卫生厅下班到广州大桥不足三公里居然走了一小时。大家都很沉着，只是小心地插队和轻微地违规。我在想，如果人与人之间都如此沉着和冷静地处理纷争就好了。医患矛盾也如此。”
“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成为我国医疗行业十分突出的问题，”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日前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
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和生产大国，人均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而美国为13克。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滥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其数量和严重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近2000万听障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于使用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如庆大霉素等）造成。每年有19.2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抗生素造成的占2/3以上。
日前，卫生部发布“史上最严”的治理抗生素滥用措施，要求医疗机构将使用的抗生素品种、数量、使用率、价格进行公示，三级综合医院抗生素的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50种。 我国抗生素药物滥用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否得到彻底改变？近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做客湖南卫视《岳麓实践论》节目，深谈当下中国的抗生素困局。
利益结构
“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
记者：从当初的博客，到现在的微博，你一直跟网络公众混成一片，你的感觉如何？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和公众沟通？
廖新波：我对医学、药学的一些问题非常清楚。但是社会上尤其网友，有多少人清楚医疗问题呢？作为一名卫生官员，我认为我有责任出现在网络世界，与大家共同去探讨医改也好，医疗也好，甚至每一粒药品的使用也好，使大家共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生命价值观。
记者：你说抗生素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廖新波：我认为抗生素的政治问题，确确实实比较尖锐，或者说逐渐明显起来。由于抗生素从最初的能救命，到现在被发现有很多害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明显，这就与滥用有关。在国际上，也有人对我们使用抗生素提出质疑，并提出我们应该予以遏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家针对的并不是抗生素的使用者。对抗生素的使用，一个观点就是，如何去干预，如何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有健康的体质。
记者：我国抗生素每年的使用量约为21万吨，其中出国有3万吨，自己使用约18万吨，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使用138克。药品从生产、销售到分配，利益链条非常粗、非常长，这是不是造成今天难以解决抗生素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在以药养医的政策环境下，医院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补偿的一个渠道。政府过去制定了一条政策，以药补医已经50多年了，从开始的利润不高，到后来变得很高，在利润空间极高的情况下，腐败就产生了，利益链就形成了。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想法，有想法就会有做法。目前取消15%的药价加成，我认为还不是根本，因为断掉医院加成的15%，仅仅是断掉医院的发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也是很触目惊心吧。谁来砍掉中间利润？肯定不是医院。所以有时我也在想，难道越便宜的药就越好吗？难道药厂就不应该有利润吗？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生产？如果药厂没有利润谁研发？谁保证质量？怎样去平衡这个利润点，是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源头就是政策。
记者：单讲政策非常抽象。单以抗生素为例，把它拿出来解开政策的复杂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廖新波：最要紧的，是认真去调研生产一颗药的成本是多少，然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利润价格。流通要经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并不十分奏效。我们有阳光招标，但是价格没有下来。一些有效的低价药进不来，在市场上看不到。所以你说医生想开便宜药，去哪里开？我不是为医院辩护，而是说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所以医院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应该有所区分，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做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