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近日发布，这份报告调查了中国2000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视经历。调查发现，在知晓感染者身分后，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
虽然中国早就立法反对歧视，艾滋病的病理知识也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获取，但对他们的歧视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之中，“认知与行为存在巨大差距”。在此之前，类似的调查反映出，一些人把艾滋病与道德沦落相联系，还有一些人主张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隔离。这些看法与主张其实并无道理，但可以看出，面对某个被歧视的领域，医学分析与道德评判之间的暧昧关联，以及可以随时被激活的某些社会管理方式，比如隔离。
刚刚发布的那份调查报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调查了医务工作者、官员和教师的看法，对艾滋病的歧视存在于这些群体当中。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非常不同，医务工作者涉及医学与治疗，官员涉及公共政策的制订，教师则涉及社会观念的影响与传递。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对社会结构和意识的形成与固化，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公司职员、一个卖菜的小贩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你可以说这只是个人偏见，但若医务人员、官员和教师歧视，就有很大可能左右社会制度。
如果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歧视编成一本书，它可能将是最厚的一本。种族歧视、信仰歧视、性别歧视……数也数不完，在福楼拜的小说《萨朗波》中，一个部落只是吃不同的食物，就受到迦太基人的歧视和驱逐。这些歧视，有的被说了出来，有的没有，有的产生于无知，有的与知识的多寡无关，有的具有明显的可见特征，有的则不易察觉，有的存在于社会的表面，有的则根植于社会制度当中。
对乙肝、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或迟或早都必须要消除，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人性化和人道精神的证明。此外，我们更应该警惕那些已经制度化的、不易察觉有时甚至习以为常的歧视的危险。比如医院、银行等各种公共机构的VIP包房、特殊通道，比如城市轿车车道的扩张与人行道、自行车道、公共汽车道的萎缩，比如重点班与普通班、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比如我们需要填无数注明年龄、性别、民族、婚姻和健康状况的表格，比如各种考试招生的名额分配和加分政策等等，这些把人分门别类的“歧视”的存在，同样不是社会人性化和人道精神的证明，同样必须得到消除。
乙肝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度有着相似的社会遭际。在苏珊·桑塔格用亲身体会写成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还可以看到，即便癌症，也会遭致人格上的歧视与贬低。乙肝也好，艾滋病也好，癌症也好，在医学上都被称作“疾病”，因为它们在显微镜下往往有可见的病毒。是不是具有可见的病毒，或者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才会成为歧视的对象呢？事实不是这样，最显著的证明就是“网瘾”。
并不存在“网瘾病毒”，网瘾也不具有任何医学上的传染性，但网瘾者仍被看作与个人自制力、生活方式、个人性格、人际交往的某种受损或沦落有关，在网瘾治疗的实践中，隔离的方式也被大量采用。对于网瘾，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明确的“歧视”语言，你与一个“网络使用不当者”呆在一起，你不会有任何紧张和惴惴不安的感觉，但是看看，“社会功能受损”、限制自由的治疗方式，难道与在艾滋病调查中展示出的那些看法和主张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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