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该不该被判极刑，司法判决已被一层层法律之外的东西裹住。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依法治国的真正启蒙运动，法治虽已倡导很久，但它的尺度在很长时间由行政当局把握。互联网带来了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围观和意见表达，司法公正受到空前的舆论推动，何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药家鑫案这类“网络关注大案”不断修正、积累全社会的认识。
作为外部并不专业的力量，舆论的压力曾对司法判决产生过正面及反面的效果，但总体看，舆论压力带来的正面推动是主流。让舆论长期围在法院四周对巩固中国的司法公正是好事，不能因为出现一些负面效果，就试图让舆论走开。
然而舆论要不断成熟，反思、总结曾经造成的每一次误导。这样的例子是有的，比如张金柱死刑案受到大量争议，佘祥林蹲了11年冤狱，舆论也是主要推手。
必须承认中国司法公正的基础并不牢固，社会有着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司法判决的广泛猜测，尽管事实未必就是这样。舆论既极大限制了这样的操作空间，又容易以自己的声势和不专业形成“民意骚扰”，法院面临的考验是，它要在舆论的监督下，拒绝舆论本身有时会“有些粗暴”的干涉。
这将是中国司法和舆论之间漫长的互动过程，如果互动得好，司法将变得更廉洁，更专心致志，也必然更加公正。如果互动得不好，舆论就会变得傲慢，试图控制一切，那些组成舆论的细小单元，就成了一方面被有形或无形的力量控制，一方面又要控制别人的“广大群众”。
舆论的质量，关键还在于司法部门的质量，让舆论本身理性并自我约束是很难的，它的理性，有一部分要靠司法部门来提供。司法接受监督，但要敢于拒绝舆论的过分要求，敢于说实话，独立判决，舆论一时不理解，但它的反思会逐渐形成，它会慢慢找到监督和干涉之间的边界。
更何况，舆论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也远不及法律，稳定的民意可以对法律的演进产生影响，但针对具体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说了。
谁都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法律也有漏洞，但法律的尊严与它是不是十全十美的没有绝对关系，当前维护法律的尊严对中国社会比什么都重要。药家鑫案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让我们现在共同来看法院怎么判，当最终判决出来后，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应对它给予尊重，而不是继续制造舆论，努力证明自己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