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曾经在一篇写厕所的散文里，描述中国的皇室如厕的方法：把晾干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填满马桶的下部，这样可以无声地让排泄物掩入这华丽的浮尘，让人忘却排泄的不洁。很难证实，却很符合沈瑞华的说法，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因此也不难理解，高级餐馆在厕所上花的钱和心思，往往不少。
人的一生有差不多3年的时间在厕所度过，相信所有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段可以敷衍了事的时光。话说1996年台湾的大学女生们发起了一轮在公共场所“抢占男厕所”的运动。
这帮“女暴徒”，在商场、学校的女厕所门口排队的人流中，发动“抢男厕”，还组织男女“尿尿比赛”，最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男性单次使用厕所的时间，是女性的1/4！她们由此提出，公厕数量，男厕厕位加上小便器，远多于女厕厕位，但是男性对厕所的需求数量，实际上远不如女性—于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男厕空空荡荡，女厕大排长龙；公厕这么建，就是性别歧视。
台湾的政府倒也从善如流，半年后，就修改了新建公共建筑中关于厕所数量的规定，后来人见人爱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则在他的第二任期规定，台北市公共厕所，不管改建新建，一律按男女1：3的比例来建设。
也许你难以想象，在1990年，还发生过一起震惊北美的厕所事件。休士顿女子WELLS在一场乡村音乐会之后，因为女厕排队太长，就尾随一位护送女友上男厕的男士，去了男厕。这两位女士都被警察检举，并且每人开了两百美金罚单。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连正在上厕所、被她“骚扰”的男士都出来为她作证，说这位闯入者“蒙着眼，不断道歉”，并说自己“很同情她”。被起诉的结果，是WELLS收到上千妇女的来信——表示愿意为她支付罚金。而一位陪审团成员如此总结：“我觉得女人的需求已经被忽视很久了。现在是我们重返公共建筑物，要求为妇女提供更恰当的设施的时候了。”
短短10年过去，“抢男厕”已经成为简单的社交礼仪，成为一种新绅士风度的标准。马英九因为在看云门舞集艺术表演的中场休息时，为排长队的女士们把门上男厕，赢得了多少女性选票！
在内急的时候，有卫生、安全和无需等待的厕所可用，这绝不是口号层面的女男平等，而是真实的人权。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大陆的公共部门，还是商业机构，都显得非常无知和冷漠。
我时常不能明白，那些主要由女性帮衬的商场，为何不愿意纾解主顾们上厕所排队的烦躁？公园、游乐场和电影院，常有女性带孩子进出厕所，能否为女性建个大一点的厕所？这些厕所往往不仅有数量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
这些场所很多都不能保持很好的卫生标准，譬如无法保证有充足的垫圈纸套和厕纸，但却偏要全部建成座厕！有女性甚至发展出十八式马步如座厕的尴尬。有婴儿出入的场所，没有尿布台，妈妈们只能手忙脚乱地打理婴儿或者避免带婴儿外出。建筑中离人流最远的角落往往会被建成厕所，但却没有恰当的保安设施—而在台北和香港，我常在地铁站和学校的女厕中，看到妇女呼救铃。
厕所环境之所以对妇女不友善，跟很多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有着同样的根子。那就是，最早在设计和规划行业标准的人们，以男性为主。而在妇女越来越广泛地参与社会，进入公共空间的当代，如果不用性别的眼光，重新审视公众切切实实的需求，那这个公共空间设计再巧妙再前卫，也功败垂成—因为丧失了人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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