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广西南宁市等地采访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会健康人群以及广西疾控部门，发现较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被动感染”。专家称，目前我国的社会防艾宣传较重视对艾滋病人的人文关怀，避免社会排斥，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大众对艾滋病警醒程度不够，难以有效保护自己。专家建议防艾宣传应注重社会健康人群干预，提醒这部分人群远离艾滋，这样才能降低日益攀升的艾滋病感染率。
不幸艾滋病人“被”感染痛失正常人生
日前，来自桂林农村的40岁艾滋病人蒋丽向《经济参考报》讲述了她的遭遇。24岁那年，蒋丽和同县的男子阿强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儿子2岁多时开始生病，伴随发烧、淋巴肿大等症状。
治疗三四年后，儿子的病不见好转，期间当地医生告诉阿强怀疑孩子得了艾滋病。2005年，阿强带着蒋丽和六岁的儿子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疾控中心，一家三口抽血检验，全部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儿子通过母婴传播感染，阿强和蒋丽在儿子出生之前就已感染。
此时阿强向蒋丽坦白，婚后不久他因在县城打工，和妻子两地分居，曾去洗浴中心找过“三陪女”，因此感染艾滋病。
因为害怕，阿强和蒋丽把患病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招来的是两家人的“避而远之”。从此蒋丽一家在县城过着“卑微”的生活，对外保密病情，外出看病要“偷偷摸摸”。2009年冬天，蒋丽一家来到南宁，在城中村租了房子，靠打短工的微薄收入过活。近两年来，蒋丽说她没有一个朋友，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儿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
不久后，《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自治区疾控中心艾滋病科门诊部采访了桂林市临桂县的龙英。这个41岁的南宁城市清洁工独自租住在城中村，丈夫2009年死于艾滋，16岁的女儿在老家生活。
和众多“打工夫妻”感染艾滋病的过程一样，龙英被丈夫传染。龙英的丈夫早年在外打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丈夫在外拈花惹草感染艾滋，回家又传染给妻子。多方医治花光积蓄后，一家人因病致贫，陷入艾滋困境。
龙英说，2003年丈夫在南宁被确诊为艾滋病，她自己于2004年也被确诊。为了不让社会排斥女儿，他们两人向身边的所有人隐瞒病情，长期在南宁打工挣钱治病。
2009年3月，龙英丈夫去世。直到现在，他们家里人还不知情。龙英也因承受过多压力变得日益抑郁，不愿回家面对亲人，在南宁也从不和别人交往，过着出租屋里的封闭生活。
艾滋病人心理健康引人忧或存病情传播风险
艾滋病人虽然因病致贫致困，但社会对他们的包容从未减少。政府除了提供部分免费药物配给外，还致力于通过“红丝带”等宣扬关爱艾滋病人，对其提供物质资助。然而，一些艾滋病人心理健康堪忧，存在向健康人群传播病毒的风险。
《经济参考报》记者曾采访到23岁的艾滋女孩蓝蓝，她感染艾滋病已有五年。2005年，广西来宾市忻城县18岁的农家姑娘蓝蓝初中毕业，来到南宁打工，两个月后认识了大她十岁的李姓商人，两人开始交往同居。
蓝蓝说，两年里她曾为男朋友堕胎三次，其中一次是在城中村的小诊所进行刮宫手术。由于年龄悬殊，李家人并未接受蓝蓝，李姓商人很快与别人结婚，但还和蓝蓝保持着男女关系。蓝蓝告诉记者，2008年5月，她本打算到泰国旅游，却在出国体检中被检测出艾滋病病毒阳性反应。
至今，除了李姓商人外，蓝蓝对家人和朋友隐瞒病情。治疗过程中，她也曾割腕自杀，也一直和李姓商人一起过着婚外生活。“他自己都不在意，我就不说什么了。我也有点担心他被我传染，他老婆被他传染。”蓝蓝说，她已无心无力去管别人的处境安危。
如今，蓝蓝一面维持和李姓商人的关系，一面主动地在当地艾滋病病友圈里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有时也和社会人士接触。
自治区疾控中心一名医生告诉记者，他认为这些年轻艾滋病人很多都还是自私任性的“大孩子”，虽然医院多次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但也很担心他们做出不该做的事，在社会上传播病情。
“蓝蓝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声称是因为堕胎沾染了黑诊所不干净的医疗器械才得艾滋病，但我们推测是由于有多性伴导致。现在她在外面的生活我们也监控不了，存在风险。”这名医生说。
事实上，未婚艾滋女的婚姻家庭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蓝蓝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她有时很迷茫绝望，现在活着就想顺利结婚生子。
专家建议防艾宣传应转向健康人群干预
目前，广西艾滋病感染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并以每天新增30人以上的速度递增。卫生部免疫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卓家同认为，已有的艾滋病宣传都是讲已经染病的人该怎么做，讲握手、一同就餐等不会导致传染，这些无可厚非。但从预防遏制新发感染者的角度来讲，应加大宣传艾滋病得厉害程度，通过这些迫使健康人群自律。
“不能过度宣传令人放心的信息，不要天天讲艾滋病人的权益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否则对预防工作不利。艾滋病宣传，要让健康群体懂得权衡利弊，三思而后行。”卓家同说，近年来广西艾滋病感染途径以性传播为主，根据他们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效果分析，有必要在防控上补充对健康人群的干预。
《经济参考报》报记者从广西卫生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广西艾滋病感染者新增率跟去年同比上升20%以上，死亡率也跟去年相比同比上升，疫情并没有得到遏制。
卓家同认为，我国艾滋病防控应实现五大转变：一是从吸毒人群的针具交换、美沙酮治疗、小姐干预为重心，转移到以一般人群干预为重心；二是宣传上从同情关怀病人、消除歧视、对艾滋病的危害轻描淡写，转移到宣传艾滋病危及性命、危害家庭和社会、关系国家安全；三是从防、治结合机构不分转变到防、治结合机构分开，疾控部门要把艾滋病治疗的职责转交给医院，尽心尽力做预防；四是技术上从大包大揽转变到督导基层防控；五是从运作上以县为中心，转变到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乡村医生为末梢。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傅慧明长期关注艾滋病问题，并于2008年至2010年参与百色至隆林高速公路建筑工人防艾实验项目研究。她认为，广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达70%以上，政府干预重点应当转移到健康人群身上“更具体来讲，就是要普及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傅慧明说。
她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我国农村的安全套推广还带有暧昧色彩，没有提出正确使用的技术性，推广进展缓慢。在广西一些偏远地区，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由于年龄大外出打工，傅慧明建议教育部门在小学加强性教育，在初中生中推广安全套正确使用，教他们加强自我保护“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在某个省启动试点，加强对健康人群的防控干预，降低艾滋病新增感染。”傅慧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