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事件的余波，一个接着一个。据报道，武汉三名女婴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而她们一直食用的都是圣元奶粉。此前，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但一些质量监督检测机构都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个人申请，而权威部门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
从相关报道来看，该品牌奶粉确实存在问题嫌疑。稍微梳理一下，有以下几个疑点：其一，医生的说法是，儿童性早熟的现象虽然逐年增多，但两岁以下的性早熟还不常见，而且这几位孩子的病情存在共性，并都是食用同一品牌奶粉；其二，家长们在给孩子停用了该奶粉后，部分症状明显好转；其三，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奶粉的代理商曾经找到过其中一位孩子的家长，称愿意通过赔偿来协商此事。如果产品无问题，赔偿又是多此一举的事情。
但是，这些终究只是疑点。奶粉有无产品质量问题，如需确证，则必须借助于质量监督检测机构。但是，一方面，食品类检测机构所遵循的国家标准中，没有激素这一项，另一方面，能检测激素成分的药检机构，又未开展食品检测的业务，而且不受理个人申请。总之，确证奶粉问题的路径，暂时一个都走不通。
让人不解的是，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中之所以没有激素这一项，是因为激素属于药物，不在食品类检测范畴之中，还是因为标准本身已然落后？另外，药检机构不受理个人申请，是因为受理程序、能力跟不上，还是原本就没有设置相应的受理程序？不管怎么说，这些家长的维权之举，似乎击中了食品、药品质检业务的盲点，反映出质检机构及其所属的相关职能部门，在事前介入上表现得很被动。
事实上，从三聚氰胺事件以来，各类奶粉问题的曝光，多是从医院开始，案例积少成多，形成新闻事件，汇聚起巨大的舆论力量，并反过来推动质检部门的重视与介入。这种被动，间接上是放纵了食品质量问题。当然，质检部门并不能保证食品问题能全部在消费环节肃清，但是，若要充分而主动地履行职能，自然离不开一系列查漏补缺的程序和手段。譬如，为个人申请的质检业务提供便捷的渠道，或者与医院等机构形成合作关系，通过医院病例的统计而观测食品质量问题的相关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质检业务。总之，质检部门本应主动与事无巨细的食品质量问题形成一个良序的暴露—反馈—吸收关系，一旦问题的端倪呈现，就主动介入，而不是坐待问题放大，成为新闻事件，被舆论推着走。
这个查漏补缺程序，当然也离不开检测标准的“与时俱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食品标准滞后性明显，很难将纷呈出新的食品问题有效囊括。这种情况下，即便奶粉激素问题真的存在，原有的标准也对之不起作用。如果标准都难起作用，质检机构想主动介入各种食品质量问题，恐怕也只能有心无力。
(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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