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的水平，他说：“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大常委程津培还举了一个例子称，他见过一位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了一万多。（12月25日《长江日报》）
过度用药、收取天价医疗费的病根在于过度医疗。什么是过度医疗？它指的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它也是与道德相违背，是法律及相关制度所禁止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正常的医疗系统内，不应该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允许过度医疗存在。但时至今日，“过度医疗”却一再盛行与泛滥，病根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有医疗GDP经济，就会有“过度医疗”盛行。前不久，一位在广州行医20年的医生徐先生就曾这样向媒体透露，GDP攀比之风，在医疗行业同样存在，“热情”程度甚至到了讲业绩高于为病人着想的地步。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指标，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他说：“医院领导要升官、下面各级要升职，业绩都是响当当的理由。医院医生都带着这样的经营压力来给病人看病，他开出的处方怎能做到廉价，不开高价药他能完成任务吗？是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的饭碗？每个医生心里都有杆秤。”他认为，医院要追求业绩，任何监管防线都会破。
在医院围绕着GDP为中心运转，管理者的野心在不断的攀比中走向膨胀，在小医院想扩张成大医院，大医院想变身成超大型医院的背景下，医院院长就好比企业的销售总监，医生们则被逼扮演着一种“业务员”的角色。业务量大的医生就是好雇员，那些业务量小的医生，就很容易被视作不称职，轻则只是经济利益受损，重则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医院直接解聘。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医生们会选择怎么做？
一个医疗系统，究竟是以“过度医疗”为荣还是耻？答案应该是无比鲜明的。但一回到现实中，却未必是如此。今天，在相当多的医院，还存在着“谁能开大处方？大检查？能想办法让病人花更多的钱。通过过度医疗为医院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就能获得来源于管理者的肯定及嘉奖，被视为工作出色”的荒唐与尴尬。反过来，那些坚持按照医疗原则，不愿意这样干的医生就经常被视为“异类”，受到不公平对待。
要遏制“过度医疗”盛行，就必须追问，为什么医疗机构及医生们肩膀上的经济压力总是那么大？又应该如何来为之卸压？这就涉及一个养医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直没有真正给出过答案，最后方才造成了公立医院经营者价值观与管理行为的混乱。至于医生，只不过在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