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太缺，导致医生上完白班上夜班，看完门诊看急诊，没有完整的节假日，春节只能休一两天。工作强度大不说，还影响服务质量和医患关系。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开源，如加分录取、恢复儿科学专业；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
儿科门诊人次一年近2亿，医生数量不足10万
“大夫，我孩子不行了！快给抢救吧！”“大夫，我娃儿抽过去了！你快给看看吧！”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赵光远被患儿家属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
“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有三头六臂。”赵光远说，有一次，两个没了心跳急需抢救的孩子前后脚进了抢救室，而当时只有他一名值班医生。情急之下医院临时调派了一名正在普通急诊坐诊的医生来帮忙，才把两个孩子都抢救了过来。
抢救室一个班至少要有两名医生、三名护士才勉强够，而现在只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
赵光远和同事们忙得焦头烂额，看病就医的患者也是苦不堪言。一名患儿的奶奶在急救大厅就嚷嚷开了：“你们这儿真是的，耽误了谁负责！孩子都烧到39.5度了！”她坚持要让医生给孩子进行抢救，可是孩子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赵光远说，实在是没人手，医生太缺了。
儿科缺人，儿童医院急诊科更缺人。赵光远介绍，由于人员紧张，最忙的时候，急诊科医生由5天一倒班变成4天一倒班，没有完整的双休日和节假日，春节7天长假只能休1—2天。
医院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安排内科病房的医生来支援。他们上完白班后，晚上到急诊科坐诊，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后半夜。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千人儿科医生比率为0.43，美国是1.46。照此比例，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20万。《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综合医院的儿科门诊人次接近2亿，占总人次的9.75%，而我国共有93405名儿科职业医师（含助理医师），仅占总数的3.9%。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103%，每床出院人数47.8，病床周转次数达49.3，在所有卫生机构中最高。
人才培养源头的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后备力量。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1999年起停止招生。人才供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儿科医生的短缺。
儿童医院不仅招不到人，还面临医生流失。一些儿童医院同年入职的医生有近30%离职。在综合医院，儿科因为收入低，同等工作量的儿科医生绩效低于其他科室，成为医院的包袱，部分儿科医生开始转行。
“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给10万我也不干”
“压力大、风险高、收入低。”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门诊部主任赵成松用9个字总结儿科医生的工作状态。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机能尚未完善，病情瞬息万变，稍有差池便会命悬一线，医生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神紧张，决不能出现一丁点疏忽。一名急救科的医生说梦话都在喊着“孩子不行了，快叫主任来！”她的丈夫握着她的手告诉说“叫了叫了！”她才继续睡去。
医生少，患儿多，医生们拼尽全力也难免照顾不周。一家只有一个宝贝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家属心情尤其急切，指责、辱骂甚至动手就成了常事。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李妍在给孩子输液时扎了两针，就被家长粗暴地拉出了手术室，一边辱骂一边拳脚相加。
压力大，风险也高。儿科被称为“哑科”，患儿表达能力较差，诊疗难度大。儿科用药的风险也比成人高，细微的差别会在肌体里产生明显的变化。
高强度的工作不仅让医生身心俱疲，甚至会影响到家庭关系，曾经有一位医生自己的孩子发烧，她给孩子吃了退烧药就匆匆赶来上班了，可孩子的奶奶十分焦急，抱着孩子到儿童医院挂门诊。不仅孩子难受，婆媳关系也受影响。
儿科医生越是紧缺，工作压力就越大，在待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只会有更少的人从事儿科医生行业，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同学没几个想当儿科医生，又苦又累，收入还低。”去年刚毕业的医学生曹川和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儿科。
儿科收入低，与现行的医疗收费体系有关。北京儿童医院物价办公室吕锐介绍，儿科手术的精细度要求非常高，医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但目前医疗收费价格儿科与成人定价并无差异，只考虑了物的消耗并没有考虑人力成本，更没有考虑儿科的特殊性。
从成本考虑，成人某项手术只需准备一套手术器械就够了，而儿科会按不同的年龄段至少准备3至4套。单台核磁共振机成人医院一天可做20人次，而儿童医院只能做10人次。而此类大型设备报废的年限是相同的，相比成人医院，儿童医院使用率低、成本高。儿科特有的收费项目，如新生儿换血术才200元一次，却需要5—6个医生持续7—8个小时方可完成，医生的劳务价值远不如一根导管的费用。
收入低招不到人，即使是提高收入，不少医生也不愿意干儿科。曾经有一名医生想来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上班，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结果这名医生实地考察后，就给当时的急诊科副主任高恒妙打电话说：“就这劳动环境和工作强度，给10万一个月我也不愿意干！”
加分仅解决了门槛问题，关键要留住人
今年7月，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这项政策一出台就引起了广泛争议。一位专家坚决反对：儿科医生准入门槛降低了，导致“差生”流入儿科，儿科医生的水平能保证吗？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对儿科医生的加分政策，仅仅是一个特殊阶段的需求所催生的所谓诱惑性的政策而已，对增加儿科医生不一定会有明显的效果，因为这是‘一条链’而不是‘一步’的问题。
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第一要开源，例如加分、恢复儿科系，但这解决的仅仅是门槛问题，进去了能不能留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儿科医生也是人，如果连他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他留在这个岗位上？”倪鑫说。
倪鑫表示，儿科的薪资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医院的发展、文化建设、科研水平也是儿科医生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要解决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问题，第一要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给予儿科医生特殊政策，以提高薪资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儿科的医疗收费体系，重新计算儿科的人员成本、处置费用成本，提高服务性收费，降低药品加成，形成更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建议，首先应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同时增加医院儿科医师的编制规模，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后备医师来源的问题。
专家指出，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儿科医院建设，增加供给，同时让多点执业的医生收入得到补偿。有关部门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城乡卫生资源的均等化，才能实现每个儿童病有所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