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各大医院妇产科及辅助生殖中心前来咨询高龄生娃的，寻求辅助生殖、解冻胚胎的，以及咨询取环的人数大大增加。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透露，广东预计于2 017年、2018年迎来生育小高峰，比目前生育水平每年最高可增近30万名新生儿。
但在这个全民热议，踊跃参与的生育大潮之下，在我们身边，却有这样一群人：因为工作难、房价高、爱身材、爱自由……而放弃生育权，他们就是丁克家庭。
2015年11月18日清晨，一个普通的日子。
赵兴旭早早起床，妻子谢其忠已在练习瑜伽。这套八十多平方的洋房，两房一厅，大厅阳光四溢，有一半墙面全部是新近青春电影的海报，俊男美女扑面而来。厅内摆设简陋，并没有多少值钱的家具，特别显眼的是一堆健身器材和冰箱上的健康食品，花生、枸杞、维生素片，摆放得整整齐齐，进入房间的墙上是手抄的健康食谱和健身进程，字体工工整整。两间卧房一间用来堆放杂物，一间是夫妻两人的卧室。整个家庭，看不到任何和儿童有关的痕迹。
在东莞万江这个靠近华南MA LL商业区，有近30000人的江滨花园小区内，赵兴旭是为数不多敢宣称自己是丁克家庭的。
经济
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没有足够的金钱
来自东北辽宁抚顺的赵兴旭已42岁，依然带着儿童般的天真，整天穿运动服，最近喜欢戴棒球帽。在这个满是南粤人的小区内，总显得格格不入。他对外人没有戒心，见到熟人，会随时拿下棒球帽，指着已经长了三寸青皮的头顶介绍：“刚植的头发，花了9000元，没有小孩，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这时，妻子谢其忠也在旁边附和。她比赵兴旭大三岁，什么都听老公的，两边脸颊上有激光点击的疤痕，那是刚祛除蝴蝶斑的痕迹。“她40多岁了，是不是看上去只有30多岁，这就是没有负担的结果。”赵兴旭最喜欢夸妻子年轻，他觉得这是没有生育的功劳。
丁克的想法，源自赵兴旭的初中生活。他出身在多子女家庭，一个哥哥四个姐姐。
他觉得，这样的大家庭并没有给他带来应该有的幸福。“如果我的父母没有生这么多的小孩，我会在人生中得到更多，会更有前途。”由于兄弟姊妹多，上初中时，赵兴旭的家庭生活艰难，他早熟，丁克思想开始萌芽。
他和妻子谢其忠是2001年认识的。2000年，读书不多的赵兴旭开始走南闯北，最终在深圳做了一名发型师。来自广西的谢其忠，在离他发廊不远的西餐厅做服务员，她也是苦出身，姊妹一大堆，两人就这样相识恋爱了。
赵兴旭常常指着谢其忠已结婚姊妹的一堆孩子说，“看看，她们还是生这么多，又没有教育的基本条件，未来，她们的孩子还是一名农民工。”慢慢地，谢其忠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愿意终身不育。
2007年，同居六年后，两人觉得志同道合，去民政局登记，领了结婚证。
赵兴旭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生育，“只是在我们夫妻两人最适合生育的年龄，我们没有赚到足够支撑孩子良好生活的金钱。”赵兴旭认为，30岁时没有赚到500万或者更多的金钱，是坚定做丁克、不再生育的主要因素。
在生活中，赵兴旭一直讲究环保，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植物油，崇尚养生。夫妻两人在餐馆偶尔点错荤菜，他会把菜中的肉丝都挑出来丢掉。他每天都想方设法让自己开心，他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看电视歌唱节目。
如今，赵兴旭在江滨花园已拥有两套房产，这些都是为养老做准备。
2002-2013年，来自上海的零点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西安等10城市追踪调查发现，低收入丁克家庭(家庭月收入低于4000元)中，近36%是迫于经济压力。2013年，一线城市的受访者预期，家庭月收入11500元以上才敢生育，二线城市预期则在7000- 9000元，远远高于平均收入。
“不敢”与“不能”、抚育成本预期与实际收入的差距，透露出部分低收入丁克族的经济地位和生育观念：生存无虞，向往中产生活;既认同普遍生育的传统，又有注重生命质量的现代观念。
抉择
儿童房都装好了，最终还是决定不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丁克家庭都毫无顾虑，或者向外界承认自己的丁克身份。他们并不都能如同赵兴旭夫妇一样“坦诚”。在传统观念的重压之下，大多数丁克都介意或者回避关于丁克的话题。
零点调查也曾得出过这样的调查结论：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3个明显特征：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在18岁- 34岁的受访对象中，选择丁克家庭的占10 .4%，明显高于35岁-54岁受访人群的同类选择。在不同学历的人群中，大专以上学历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最高，达到10 .3%.收入越高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越高。家庭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比例达到13.7%，而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仅为5.5%.
与赵兴旭夫妇不同，在广州的张邵南(化名)和朱凤(化名)夫妇，则具有大多数丁克人群的特征。夫妻俩同年，1974年出生，结婚已经11年。朱凤在大学里工作，张邵南和朋友在搞公司，他形容两人现在的生活状态，“一个是稳定，一个是自由”。
张邵南觉得丁克家庭最大的诱惑是自由，“因为我们都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喜欢爱干吗就干吗，不受传统思想、礼俗的束缚，没有太多家庭琐事的烦扰，拥有最大化的个人自由空间，拥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但他也清楚，凡事有得必有失，选择丁克，意味着要放弃所谓完整的传统的家庭生活，意味着要失去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失去让子女供养尽孝的权利。
张邵南坦承，结婚头两年还是一心想要生孩子的，儿童房都特意装修好了。但之后随着观念的转变，开始产生关于要不要孩子的念头，夫妻俩开始交流一些想法，最后发现两人的观念还挺一致。
妻子朱凤表示，“我们都属于不大喜欢小孩的人，之所以决定生小孩，也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其实只要稍为换一种角度，将目光放远一些，考虑得再深入再周全一些，就不难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由于长辈的通情达理，他们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太多压力，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自由选择。
张邵南在空闲的时候，写了一段话，描述如何过无子女逍遥的生活：“无子女的牵绊，生活自然会自由自在。我们都有各自的兴趣爱好，都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喝喝茶读读书，爬爬山访访友，随心随意随性。当然，我们还非常热衷旅行，热爱摄影。当人们天没亮就被孩子吵醒喂奶时，我们也许在某座山头架起相机等待着绚丽的日出;当人们辛苦了一天还要去接孩子放学时，我们也许在某个湖边相拥而坐欣赏着醉人的黄昏;当人们还在热烈讨论着生二孩的人生大计，我们也许在兴致勃勃地策划着下一个出行的路线……”
赵兴旭和妻子谢其忠其实都爱孩子，在街上见到孩子，也会逗他们玩。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传出，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继续生养的问题，但对于他们夫妻来说，“不会有任何触动”。赵兴旭说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决定的事情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影响，“做丁克，不是和国家政策对着干，只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差异
北方舆论环境宽松，南方存在无形压力
一个丁克家庭拒绝生育的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8点：不喜欢小孩，害怕吵闹;担心生育痛苦以及身材变形;担心经济压力，害怕无法给孩子很好的生活保障;担心教育压力，害怕无法教育好孩子使之成材;害怕对孩子一辈子负责，担心自己无法尽责做一个好爸爸妈妈;担心失去二人世界，惟恐孩子成为负担;无法生育;渴望自由，追求自由，不认同中国的传统婚姻，以及家庭观念。
第7、8两点是当下丁克家庭拒绝生育的主因。除了渴望自由、追求自由是成立丁克家庭主因之外，如今在一些大城市中患不孕不育症的夫妻正在增加。据权威调查显示，20年前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而如今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攀升到12.5%至15%，而且从年龄上看，80后夫妻因为不育“被丁克”数量最多。
因为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放弃生育的赵兴旭，在今年初建起“丁克联盟”的Q Q群，他想在网络联系广东的丁克家庭，共同分享作为丁克的欢乐与忧愁，但令他失望的是，加入Q Q群的还是以北方丁克家庭为主。“北方对丁克家庭的舆论环境更加宽松，并没有太多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但在广东，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传宗接代的无形压力存在，所以我在东莞只能对90后敞开心扉，其他时候，轻易不谈丁克。”赵兴旭向南都记者总结自己的经验。
事实上，对于生孩子的理解和认同，南北确实存在差异。
2014年4月22日，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均已经出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后，黑龙江省开始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已有6484对“单独夫妻”拿到“二孩证”，但仅占符合政策夫妻数量的1.6%，低于全国8 .3%的整体水平。媒体报道显示，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的二孩申请也均低于预期。
黑龙江省计生部门几年前曾对80后是否会生育二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岁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
2014年5月，国家卫计委在黑龙江省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显示，黑龙江省的流动人口中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仅为1.8%.
2015年11月13日，赵兴旭一大早起床，把Q Q群“中国丁克联盟”改名为“中国丁克互助协会”，马上就有14对丁克家庭加入进来。
为吸引更多的丁克家庭加入，赵兴旭开始着手撰写“中国丁克互助协会”的章程，希望吸引更多的广东丁克夫妇加入。章程的开头他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人们在享受高科技生产力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却在原地打转，社会秩序大体平静但小矛盾不断，人满为患、路上汽车塞成长龙、住房紧张、河流污染、大气污染、贪污、偷、抢、骗、杀人、暴力、恐怖组织、国家之间领土纷争、贸易战……这些问题多少年来任何国家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改变……可以说只要人口减少一半，现在人类的矛盾就减少一大半，反之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导致的相互争斗将越多，这是必然的道理。”
争议
无论现实还是网络，唇枪舌剑从未停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最早的社会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的编纂者之一。他对中国丁克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丁克家庭的增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
但他也强调，丁克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没有直接联系。丁克是农业社会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转变的产物。在农业社会，家庭的首要功能是生产，其次是生育，因为生产基本依靠体力劳动，家庭的赡养功能也要求人口支撑，人丁意味着财富与安全。因此，生育被视为责任，不愿生育则是自我放纵、逃避责任。进入工业社会，消费取代生产成为家庭的基本经济功能，知识取代体力成为主要人力资本，人口质量取代数量决定家庭的经济效益，社会化与社会保障将赡养外移至社会机构，生育的价值降低，不再是家庭的“必需品”和生命的必要构成，不育成为自由权利。
夏学銮分析，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年轻、适龄生育人口涌向大城市，随之而来的工作难、房价高、生育成本上涨，也是丁克“滋生”的土壤。但他表示，可以肯定，丁克现象并不会对中国的二孩生育政策造成任何冲击和影响，丁克在中国仍然是小众，是部分中国人的生育态度，是可以接受的自由选择。
2015年5月13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当前发展呈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等特点。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233个地(市)、3 2 1个县(市、区)，1560个乡(镇、街道)的1624个村(居)，设计样本量为32500个家庭。调查表明，家庭人口数量和户口数量均以2人和3人为主，同时，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也在不断地涌现。
然而，对于丁克家庭的争议，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在网络虚拟世界，唇枪舌剑也从来没有终止过。
2011年10月21日，网友“炭烧熊猫”发了一组美食图片，建立百度“丁克吧”。贴吧首页上写道：“自愿不要孩子，主动断子绝孙”。4年之后，吸引23132人关注，共发帖1，661，806个。但在“丁克吧”建立前四年，网友“root重来”在百度贴吧早就建立了“反丁克吧”，强调“一个人养育后代并不单单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国家贡献了后备发展人才。丁克年轻时，可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年老后谁来养活?是全社会共同的负担，说白了，就是由别人的后代来养活那些丁克。所以说，丁克是自私的，没有社会责任”。
冬季到了，张韶南和朱凤又开始商量出行计划，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们衣食无忧，生活在广州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他们觉得，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
赵兴旭和谢其忠并不安于现状，他们希望可以到海南三亚生活，舒适、快乐地度过余生。因植发辞职的赵兴旭，并不急于找到工作，“父母说我好逸恶劳，这是真的，我觉得人生就是不能太劳累，所以，我连买彩票的兴趣都没有，中了，怕花不完。”他这样解释自己做丁克的心态。
（责任编辑：陈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