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卫生部就近期引人关注的“奶粉激素风波”，明确表态——“我国奶粉里不允许检出雌激素”，不过，因原因复杂、尚在调查，故“仍然不能断定性早熟儿童与特定食物或环境之间有联系”。
这样的回应，体现了主管部门的责任，然而尚未解除公众的真相之渴。从早期孩子家长的自行申请送检，到众多媒体的不断追问，人们迫切关注的是：被高度怀疑的某品牌奶粉，到底有没有激素？是否是致婴儿性早熟的“元凶”抑或“帮凶”？或者，婴儿性早熟另有其“凶”？
连日来，一边是无数家长的焦急等待，一边却是工商、质检、医院等部门表示“此事不归我管”“没有该检测项目”。如果说“问题奶粉”的出现，再次给消费者带来恐慌的话，有关部门的“无关回应”和消费者的“检测无门”，则暴露了食品安全标准的软肋：在一个激素食品如此泛滥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年代里，我们对激素的监管使用，仍处于一片空白。
应该承认，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中外食品安全都已进入高风险时期。一方面，人们的要求与标准在提高；另一方面，就算食品生产企业个个“有良”、样样“达标”，也完全可能因为一些新技术的运用、环境因素的改变、添加剂的使用，使食品成为健康凶手。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的卫士们，既应该做好“救火员”，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严厉监管；更应该当好“指示灯”，提高预见能力，让食品安检升级，防患于未然。
回想一下，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不少食品安全事件正是因为“没列入检测项目”而拖延处置，延误了最佳防范时机。因此，把关食品安全，固然需要监管人员的尽职尽心、以人为本，更需要防范严密的标准、快速反应的利器，需要严防死守的制度设计。与这样的时代要求相比，我们的一些食品卫生标准，就显得滞后甚至缺失，不少迄今还是上世纪“食品短缺”时代制定的。即使去年《食品安全法》施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标准依然存在数量少、指标粗、缺乏风险评估依据等问题。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监管部门尤其重视食品安全的预见性与风险评估，对食品安全的标准，往往实施动态管理，经常增设项目，调整标准。试想，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以未雨绸缪的心态，去主动评估一些潜在食品安全风险，各相关部门信息共享，筑起联防线；如果相关法规能及时地把奶粉中的激素检测列入其中，如果农业部门的激素检测手段能及时与质监、药监部门共享，奶粉事件中所出现的“检测无门”现象也就不会发生。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已经付出了不少代价，是时候认真清理“监管空白”了。
摘编自《人民日报》8月11日文/吴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