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男性自杀率远高于女性，但20年前的中国恰好相反——1980和1990年代，中国妇女自杀率世界第一，显著超过中国男性自杀率。自杀者大多是农村妇女。加拿大医生费立鹏调查发现(他为此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外国专家最高奖励)：罪魁乃是在农村随手可得的剧毒农药——冲动之下喝农药的人很难抢救。
尽管中国改进农药管理后，自杀率已直线下降，但不难理解有点年岁的中国人，一提“农药”两字，就想到“敌敌畏”，熏人的气味和尸体。近日举行的一次材料科技座谈会上，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的高级工程师黄文耀却要为农药正名。
“农药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其实这十多年来，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农药已经跟以前传统的印象不同了。”黄文耀说，中国农药早已更新换代，许多农药对人的毒性比食盐或酒精对人的毒性还要低。如一位农药研制人员所说——“喝农药，撑得死，毒不死”。
黄文耀认为，现在的农药评价体系很完善，比医药评定还严格。医药上市，只要临床实验证明没问题就行。农药还不行，因为它在大田里使用，在空气中暴露，我们要评价它对人、大气、水、土壤以及有益生物的影响。农药的研发和上市有许多部门管——农业部、卫生部、环保部、工信部、发改委等，一堆门槛。
尽管新农药价格比传统农药价格高，但农民仍然欢迎。黄文耀说：“以前农民是要价格便宜、见效快，现在对农民来说，价格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也要考虑用药安全、农药残留等问题。越是种植大户，越重视规范用药。我们在科技部支持下开发这些新药，目标就是安全、生态、环境友好。”黄文耀提到，在山东寿光这样的大规模种植基地，用药规范情况应好于松散的单个农户。
黄文耀说，如今还有个别农民购买“甲胺膦”等目前已经禁用的传统农药，但那是地下工厂生产的，是违禁的。个别农民购买主要是因为它简单有效，也便宜。但这种非法使用量已经很小。还有一种违禁用药方式——有的农药喷洒后，农产品一定时间内(安全间隔期)是不得上市的，但农户着急卖出，就造成了农药残留。但这并不是农药本身有问题，是使用不当。
黄文耀说，之所以舆论对农药如此敏感，是因为中国人将农药跟自杀联系在一起。“当时个别的农药的毒性比较高，农村吵架，有想不开的，就喝那个农药，急救措施也没有现在强。因此舆论影响到现在，一说农药就是万恶之源。”
黄文耀说，收多、收少在肥料和种子，有收、没收在农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字，没有农药的话，世界农业减产20%到30%，甚至绝产。
黄文耀介绍说，1995年以前，中国农药基本是仿制国外。而加入WTO后，中国开始自己研发新药。科技部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支持，让毫无创制基础的中国农药研发有了队伍。比如在2011年到2015年，科技部按计划拨出的两亿元，就给了中国年轻的研发队伍极大助力。
在科技部支持下，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卫生杀虫剂“氯氟醚菊酯”占据了国内大部分的市场，并且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它的毒性低，效果好，2013年销售额是1.5亿元。中国研发的高纯度甲基嘧啶磷也已成为世界上防治粮食仓储害虫的首选。
另外一种中国新研农药“噻唑锌”，是一种低毒的杀菌剂，用在水稻、柑橘、番茄和花生上，已推广了2000多万亩。另外还有GY-Tmax植物源喷雾助剂等重要的新品种。而中国的一系列工艺创新也让农药生产更加清洁。
“不像石化产品，农药是小吨位、多品种。国内一年行业产值也就几百亿元。全球大概300多亿美元。”黄文耀说，尽管农药行业产值小，但研发投入高。“跟自然界的病虫做斗争，虫体内会产生抗体，一种药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用了几年就失效了。你老得开发新品种，去应对不同的病虫草害，因为生态是一个平衡体系，你把这个按下去了，那个又起来了。”
“国外一个品种要3亿美元10年左右时间才能开发出来，然后进入市场。我们现在是举国体制，在科技部支持下，大家努力在做。客观讲，我们跟国外跨国公司还是有差距。因为你的基础摆在那儿——人家跨国公司一年一般70亿美元的销售额，至少有七八亿美元返回来做研发，我们中国最大农药企业才3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研发投入最多也就是1%左右。”
“5万个化合物当中，最后才有一个成功的品种，失败的很多。对人要安全，对环境要安全，卡得很死。”黄文耀举了个例子，“有一种农药，研发历时8年，已进入产业化阶段，结果在慢性毒性检验环节发现问题——连续两年每天给老鼠喂一种农药，两年后解剖发现有病变。那对不起，这个药前8年的投入就失败了，但这就是科学，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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