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病患人数超1亿 治疗机构面临困境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