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含致癌物 环保部门被指茫然无措(5)

　　而现实的用水需求，使许多地方在尚未摸清底细时就超采地下水，尤其是各地的地下深井，在打井钻探时基本不会科学选址和地勘论证，通常采取就近取水的原则，四处凿井。“这造成的结果是水文地质参数不清，资源量不清，同样给地下水普查增加了难度。”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水环地调中心主任闫震鹏说。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地下水监测网，目前有2万多个监测点，能够正常运转的只占三分之一。监测范围仅为国土面积的10.2％，这与中国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严重脱节。

　　一些公开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下水中检出率较高的有氯仿、甲苯、四氯乙烯、苯并芘、氯苯、苯等。这些物质都会对人体粘膜产生刺激，长期接触会引起头晕、恶心等症状。其中，苯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确认为致癌物。

　　而像四氯乙烯这类不溶于水、且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一旦出现在地下水中，基本无法清除。“它们会向下运动，直达水体底部的隔水层。”美国优斯集团（URS）地下水资源工程师张传绵说。

　　地下水看不见、摸不着，治理难度远大于空气治理，投入也更高。

　　美国也曾经面临社会发展带来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在1980年颁布的著名的《超级基金法案》中，就附有污染场地名录，收集了应优先防控的污染严重的场地。

　　中国科学院大学水系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明玉介绍，修复一个黑名单上的污染场地，需对土壤和地下水同步治理，平均费用是3000万美元。未来30年，清理美国污染场地的费用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

　　张传绵对此体会深刻，她参与了一个约10公里长、4公里宽的污染场地治理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做调查，打井取样，分析数据，直到2000年才建立模型，模拟出地下的污染情况。随后提出可行性方案，并不断优化治理方案。直到2013年，治理措施才启动。“从调查到上马30年，治理还需要至少30年。”

　　目前，国内对地下水中的有机物监测还懵懂未觉。地下水水质监测参照的是1993年颁布的《地下水质量标准》，检测项目仍以无机物为主，而近年来有机物污染已呈上升趋势。大部分有机物难溶于水，其中一些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异常顽固，不但难以清理，而且总是会往深层渗透，黏附在土壤介质上就很难分离，且会持续缓慢释放，最终成为永久污染源。

　　与大气和地表水污染不同，地下水流动非常缓慢，受污染后常常数年乃至数十年不为人所知，具有隐蔽性和延时性。一旦发现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就难以逆转。即使开展较早的美国，也只能做到把主要污染物去除掉，无法百分百地恢复地下水水质。

　　张传绵参与的另一个地下水修复项目，花费1300万美元，只取出了60％的污染物，剩下的只能依靠控制，把污染物围住，不让其往下游走。

　　超级法案的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何悦等人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立法，目的是对水污染者课以刑罚，并处以高额罚款。长期以来，国内对污染责任人处罚、追责过轻，客观上起到了纵容的反作用。

　　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当成本、时间、疾病无法控制时，避免污染的最佳手段就是防控，即切断地下水的污染源，严防新的污染物进入地下水。被称道的美国《超级基金法案》主要就是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

　　张传绵认为，美国环保局（EPA）在推动美国地下水治理方面功不可没。它直属于联邦政府，不受州政府影响，握有实权，可对包括国防部、能源部等在内的任何机构开罚单。

　　重要的是，EPA的追溯权力没有时限，且无需花费精力认定具体污染责任——当面对多个污染责任方纠缠不清时，可向任何一方提起全额赔偿要求，然后由此责任方自行通过法律程序向其他潜在责任方追讨治理费用。

　　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环境质量局和EPA发现，该州皮卡尤恩城戴维斯街上，一家经营多年的木材加工厂使用的木榴油渗入了地下，对浅层地下水构成污染。因此，EPA将此地列入超级基金，并计划投资500万美元治理。但是，这个数目不足以完成污染治理工作。而原木材加工厂早已在1999年停业，被另一家木材加工公司收购，因此，这家收购公司不得不和州政府一同分担剩余的污染治理工作。

　　此外，美国还采取了划定安全的调查区、严格的选址标准、建设要求等风险防范措施。1974年以前，美国也曾经出现过由地下灌注项目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因此，1974年美国国会颁布《安全饮用水法案》要求EPA制定法规保护饮用含水层。1980年EPA颁布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规（UIC）；1984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危险固体废物修正案对地下灌注提出了“无转移”要求。各州亦采用了更严格的法规，确保地下灌注活动的安全。自此，由地下灌注引起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在美国没有再发生过。

　　中国虽然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都包含了一些地下水资源保护的有关规定。但由于规定不细致，可操作性不强，难以明确法律责任。

　　立法一说，呼吁多年。早在2003年，赵章元等专家呼吁的地下水污染调查及立法事项，已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批示。2007年，九三学社也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强我国地下水资源保护的提案》，建议国家制定专门的地下水资源保护法规，即《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通过法律或其他方式授权，使其调整范围涵盖与地下水有关的各种人类活动，但至今立法无果。

　　3月8日，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表示，对于地下水污染，水利部正开展立法前期调研，下一步将加快推动立法进程。

（责任编辑：刘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