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族心理健康堪忧 自杀事件呈“维特效应”(2)

　　自杀事件呈现“维特效应”

　　今年以来第9起跳楼自杀案，富士康似乎被下了“死亡魔咒”。此前是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卢新死后第二天，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随后几天，又有两名员工选择用跳楼结束年轻的生命。

　　此间，富士康新闻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已通过建立员工关爱中心、利用24小时值班热线、让员工及时打电话咨询和求助等方式，有效防止了20多起可能发生的自杀突发事件。

　　回顾以往新闻，记者发现，员工“连环自杀”也曾经发生在华为公司，2007年~2008年间，曾有4起自杀案。

　　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外国企业中。2009年，欧洲第三大手机运营商——法国电信集团员工自杀成风，18个月23人自绝。有分析认为，这与该公司“大幅裁员、转岗和重组”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法国电信不停地要求员工加快工作进度，严重影响了员工情绪。

　　心理学家表示，自杀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当有一个人选择自杀时，其他有着类似境遇的人很可能效仿，心理学称之为“维特效应”。也有观点认为，“维特效应”只是导致自杀者选择自杀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原因，遇到的“问题”，才是导致自杀事件的根源。

　　新生代打工者心理健康预警

　　与国外不同，我国发生的几起连续自杀事件，全部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其中绝大部分为生产一线的农民工。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中，“新生代”占到60%，大约有1亿人。

　　在以往的采访中，记者发现，80后、90后农民工自认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他们中许多人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长大，更习惯都市生活，注重个人发展和生活品质。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单纯地追求工资收入，更愿意“落叶归根”的话，新生代农民工则更注重自身的权益和个体感受，融入城市的冲动更强，“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寻找个人发展的更好机会”。

　　有社会学家认为，户籍、医疗、住房、社保的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明白自己并不是“正宗的城市人”。虽然有梦想、很自信、更独立，且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忍受的歧视与落差侵蚀着他们的心灵。

　　“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要伴侣、对未来恐慌。”有心理学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存在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等问题，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劳动强度大，进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独感。同时，企业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灵关怀的氛围，使这些年轻人人际交往途经匮乏，导致抑郁心理无处排解。

　　一位心理学家表示，在工作中，当企业提出的要求超出一个人的能力和资源范围时，人们会感到紧张，甚至造成如缺勤、离职、事故增多以及体力衰竭、精神恍惚、效率缺失、抑郁症和自杀等一系列心理疾病。“在心理问题严重者看来，除了自杀，他们似乎找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许多工会干部曾多次向记者表示担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群体的改变，其权益诉求不再仅停留在收入权的层面，更渴望关照其健康权、发展权。然而，这一新的心理诉求却被企业、社会忽视了。

　　连续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正在拉响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