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险介入医改 险界人士称健康险容量约6千亿(2)

　　“政府办”还是“商办”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是否真正允许商业保险公司介入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是否走社会化、市场化之路，非常关键。”朱俊生说。

　　保险界的担心并非多余。一些人认为，商业保险的利润动机将影响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在一次基层调研中，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员对朱俊生说，“我们能做好的事情，凭什么要让商业保险参与?”

　　在朱俊生看来，这代表了一些政府官员普遍的心态。目前，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一些地方，基本医疗保障“封顶线”以上的补充医疗保险，即由政府自己运作。

　　保险界学者普遍认为，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具有品牌、专业服务、成本和风险控制、网络服务能力等多方面的优势。比如在洛阳，据该市社保局测算，建立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如政府成立经办机构需要40多人，而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经办服务后，该局现在只用7个人进行监督管理，极大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行政和监管效能。

　　朱俊生曾专门到河南新乡调研。“在将新农合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之前，当地医保中心自己算了一笔细账，结果显示，由医保中心自己做，成本太高，而交给保险公司，即便给予一定补贴，仍然合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郑伟博士表示，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需要辨析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医改一定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商业保险这一不可或缺的市场机制。政府与市场应该各有其边界，即便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具体角色也还有“替代市场的政府”和“监管市场的政府”之分。学者们的期望自然是后者。

　　一方面，建立一个医疗保障体系，成本高昂，政府大包大揽在事实上并不可行，另一方面，纯粹的政府包办通常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郑伟说，实践上，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养老保险启动，当时就是因为顾虑商业保险的利润动机，为了所谓的公益性和纯洁性，搞了纯粹政府办的“农保试验”，结果近20年过去，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日前启动了“医改背景下的健康险发展”专项研究课题，郑伟是课题组核心成员之一。

　　医疗保障管理，政府的选择无非有二：一是自己来做，一是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朱俊生认为，在推行摸索的过程中，政府应该秉承“谁有效率谁来做”的原则，让下属经办机构和商业保险同台竞争，择优而行。

　　围绕这一话题的种种争论，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定位商业保险参与医改的角色。

　　其他形式的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改方案中定位为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补充”。既然只是简单、有限的补充，保险业界人士认为，这将使得商业保险在参与过程中极为被动。一方面社保机构采取大一统的方式，统管整个社保资源，如果社保机构不能有效提供相应的数据、管理支持，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风险就会很大;另一方面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风险控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果医疗机构不能积极配合，赔付风险极大。

　　商业保险能否真正融入整个医疗保障体系，与相关利益主体形成良好配合，就显得非常关键。“如果没有商业健康保险，这个医疗体系将是不稳定的。”郑伟认为，其他形式的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应该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即虽然比重不大，但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

　　郑伟将商业健康保险比喻为“千斤顶”，它虽然不大，但如果发展得当，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说，不是说政府办的就一定好。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如何在二者之间达成一个好的平衡，非常重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