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多人的刑期比寿命长;他们,非常容易绝望、焦虑、敌视、恐慌;他们,出狱后因缺少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往往重操旧业,很多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的累犯;他们,曾经在世界艾滋病日集体绝食抗议……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艾滋病罪犯,在社会最冷落的角落,他
难题
广东全省艾滋病犯人保外就医成功率仅3%
犯人伍某(化名)因抢劫罪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伍某改造表现良好,高明监狱为伍某向其所在社区提请假释,遗憾的是,当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均以该犯可能会危害社会或无监管照顾条件为由拒绝接收。
保外就医、减刑假释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法律措施,但记者发现,在艾滋病犯人这里基本行不通。
今年9月,犯人巫某由于艾滋病情加重突发急性脑膜炎危及生命,监狱启动紧急保外就医,向其家人下达病危通知书,以便家人带他到监外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巫父因无法承受家人、邻里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排斥而拒绝接回巫某。拿到病危通知书那一刻,巫父只说了一句:“生与死,都交给监狱吧!”
记者了解到,当艾滋病犯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时,监狱会启动保外就医程序。但犯人家属迫于经济负担和社会舆论压力普遍不同意取保,使得监狱无法进入保外程序。据高明监狱统计,自2006年以来,艾滋病犯人监区曾为26名符合条件的犯人提请保外就医,最终只有3人成功获保。
目前,全省艾滋病犯人的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而符合条件的其他病犯的成功率几乎为100%,监狱方面告诉记者,虽然自由最可贵,但由于回归社会会遭普遍性拒绝,艾滋病犯人很少主动提出保外就医,待在监狱里更安心。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监狱执法最权威的依据——《监狱法》,自1994年12月颁布后就没有再修订过,其中对怎样救治艾滋病犯人没有详细的规定。广东省监狱局局长于保忠说,因为制度不规范,造成执法空白点很多,一些犯人家属往往不同意取保,却又对犯人病死监狱的事实提出异议,有的衍生为纠纷或信访事件,监狱常常面临许多无奈。
看管警察
食堂吃饭无人同桌随时都有感染危险
他们,身为警察却遭到其他警察的歧视;他们,经常会与浑身是血的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随时都有感染危险……他们是广东高明监狱十六监区的警察,专门负责看管艾滋病重型罪犯。
在佛山市高明区一处偏僻的村落,有一栋古旧但却整洁的院子——从2006年6月开始,高明监狱十六监区有了新的定位:专门收押广东省艾滋病重型罪犯。艾滋病犯专管警察有什么特殊要求?本报记者赶赴高明,一探究竟。
曾在阳春监狱艾滋病监区工作过的警察王警官告诉记者,艾滋病犯人和专管警察都是监狱里被冷落的群体,在干警食堂吃饭,其他警察一看到他,就马上找借口转到其他餐桌去了。即便警察间的篮球比赛,也没他们的份儿。
记者看到,艾滋病监区警察着装与其他警察无异。没有穿防护服,没有戴手套,徒手组织犯人训练,或只身拿钥匙打开监仓察看病犯,甚至把手放在犯人额头感受体温,弯腰检查病犯的伤口,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紧张,警察与病犯的接触均为零距离。
“在这里没有歧视,尊重是首要的。”杨小哇说,工作中不穿戴防护服,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不被歧视,艾滋病犯人内心多敏感,干警在管教过程中不经意的一个握手拍肩举动,都可能会改变他们忧郁烦躁的心情。
零距离接触引发职业暴露风险
这里的很多警察都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刻。指导员王警官算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2010年8月的一天,王警官在一楼值班,突然听到二楼监舍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监控视频显示二楼监仓里,一名犯人手持铁片,划伤脑袋满脸是血正嗷嗷大叫,狭小的监舍一片慌乱。王警官见势一个箭步跑上二楼,打开监仓铁门,冲到了这名患有精神病的犯人李某面前,安抚当事人情绪,了解事发情况,隔离疏散其他犯人,顺势抓住犯人的手,夺过铁片,控制了现场。
“当时不觉得什么,事后还是觉得害怕。”王警官回忆,事发现场犯人李某满脸是血,情绪激动,不时还用手抹去蒙在眼前的血,然后随手就是一甩,血溅得到处都是。当时情形紧急,他没有考虑多少就过去制止,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李某的血洒到了自己或别人的眼睛,那情况可就严重了。
作为监区带头人,杨小哇不时会提醒同事勤洗手勤消毒,管教过程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冷静处理管教矛盾,如果身体有伤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与病犯接触过程中感染病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监仓值班的十多名干警中,就有3人手脚等不同部位贴着止血贴。
看管警察可能被传染多种疾病
因为对艾滋病传播渠道的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在日常工作中,监区警察最大的职业风险并非被传染艾滋病毒,记者了解到,一些病情较重的艾滋病犯人由于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会出现皮肤溃烂,并发肺结核、肝炎等传染性强的疾病。这些传染病才是警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威胁,但作为带班警察,遇到犯人病发需要送医院救治,再危险硬着头皮也要上。
“说得不好听,我们想买保险都没人愿意接。”杨小哇说,考虑到艾滋病犯专管警察职业的高风险性,监狱曾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想为警察多买一份特殊行业人群保险,但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听到是艾滋病犯监区的警察,一个个都掉头而走,不愿意做这笔很有可能赔本的生意。
即便如此,当全省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的号角吹响时,阳春监狱艾滋病监区的王警官等三名警察还是主动请缨,举家迁到高明,继续这项高危工作。王警官这样做其实是想实现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看来,佛山的教育比阳江的水平高,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虽然风险大,但可以为孩子的前途加分,这样挺值的!”
记者走访发现,即便是在高明和乐昌这样具备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条件的监狱,监舍主体都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破旧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连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承受力都无法满足,无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着热水瓶帮罪犯打开水洗澡。硬件设施的落后为监管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今年11月,司法部划拨了艾滋病罪犯专项经费,用于艾滋病罪犯的医疗、伙食、警察管理等领域的开支。根据省监狱管理局的规定和去年开支情况,每名艾滋病罪犯的伙食标准是普通罪犯的1.5倍,专项医疗经费开支也高出普通罪犯很多倍。省监狱局表示,目前的经费勉强可以满足所需,但随着罪犯人数的增多,监狱监管设施落后和监舍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政策扶持的缺口集中在这里。
不能告诉家人的“保密工作者”
监狱长王培文说,为了给予艾滋病专管警察更多的职业激励,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上岗中,艾滋病专管警察的晋升几率是其他警察的4.3倍。据悉,广东不久前出台政策,对于艾滋病专管警察每月发放500元的高危作业补贴,虽然这与日益高涨的物价水平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但因为艾滋病犯人管教的特殊性,分类管控的同时还需分配一部分警力负责看守重病犯人,一个月下来,专管警察连4天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
“怕家人担心,就不告诉他们咯!”姚警官说。据了解,监区大部分警察都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监狱从事的实际工作,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工作者,保密工作滴水不漏。
“妻子后来才知道我在艾滋病犯监区工作,要不然这婚还不知能不能结成呢。”姚警官说,当初与妻子谈恋爱时,问到自己在监狱干什么工作为什么这么忙,自己几句话含糊了过去,当时真担心说漏嘴两人就没戏了。姚警官说,妻子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后,倒是理解支持,这让他感动,紧张的工作之余最希望的是能够有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名刚刚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到艾滋病监区工作的警察,他用自己短暂的工作经历讲述专管警察的工作状况,采访结束时,他反复叮嘱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还没结婚,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
(责任编辑: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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