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艾滋病监区探秘 警察因高危作业获补贴

　　十六监区警察向记者展示防暴隔离服，一旦艾滋病犯人区发生动乱，警察需要穿上这种特殊服装，以防感染。

　　临近傍晚，监区长杨小哇与犯人结束谈心。

　　犯人如果表现好可以得到减刑假释等奖励。

　　他们，很多人的刑期比寿命长;他们，非常容易绝望、焦虑、敌视、恐慌;他们，出狱后因缺少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往往重操旧业，很多都是“二进宫”、“三进宫”的累犯;他们，曾经在世界艾滋病日集体绝食抗议……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艾滋病罪犯，在社会最冷落的角落，他们继续着人生。

　　在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记者前往广东高明监狱艾滋病监区，深入了解艾滋病犯人这个群体的现状。

　　高明监狱十六监区，严密的隔离护栏和单独关押罪犯的监舍使这个监区显得与众不同。自2006年起，高明监狱开始集中关押重型艾滋病罪犯。高危病人加重型罪犯，双重身份的恐惧感一度弥漫监狱，警察“谈艾色变”。

　　自2000年起，广东20多所监狱开始零散收押艾滋病罪犯。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监狱收押艾滋病罪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从看守所转来时就被检查出患艾滋病，疾病诊断证明齐全的;一种是偏远贫困地区的看守所没有条件对嫌疑犯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罪犯到监狱后才被检测出来的，按照有关规定，监狱均予收押。

　　为了方便管理，经过调整，现在广东的艾滋病罪犯集中关押在乐昌、高明、东莞、女子监狱和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个案

　　出狱后被赶出家门疯狂作案报复社会

　　犯人李某(化名)，因犯抢劫、抢夺、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11月入高明监狱十六监区服刑。李某为记者讲述了他这十年来的“传奇”人生。

　　1994年，十七岁的李某辍学跟着一群老乡来到深圳打工。经朋友介绍，李某在深圳某物流公司任运输司机，当时一个月一万多元的工资算是社会上的高薪阶层，物质上的富足却让他不慎染上毒瘾。李某告诉记者，一千多元一克的海洛因，他一次就买两千块钱的。刚开始还注意使用一次性注射针头，后来毒瘾发作来不及时就干脆与毒友共用。2004年，在一次车祸输血急救检测中，李某发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对生命的绝望使李某堕落下去。此后，为了毒资李某犯抢劫罪进阳春监狱服刑。2010年9月刑满释放。

　　出狱后的李某本打算重新做人，但回到家后被父母赶出家门，李某便在自家后山头上搭起了一座茅草屋度日，其间曾到一家工厂打工，上班第二天老板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当天给了双倍工资把他辞退。家人不理，工作难找，李某顿生仇意，开始疯狂报复，在短短一个半月里，先后参与抢劫、盗窃、强奸等作案4次，最终被公安机关抓捕，可以想象，他的大半人生将身陷囹圄。

　　讲到过去的经历，李某显得很平静。即使提到最让他牵挂的11岁的女儿，李某说，见与不见，想与不想，现在已变得不重要，他只希望在监狱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开心。

　　像李某这样刑期可能比命还长的罪犯在十六监区属于普通一员。“人最怕就是没有了目标和方向，很多艾滋病重刑犯就是这一类人，因为健康原因，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也丧失了追求的动力，能过一天且过一天。”监区警察说，这里的犯人普遍缺少负罪自救的心态，重获自由的欲望不强，常规管教方法很难奏效，做一名艾滋病犯人的转化工作往往比攻坚普通监区的顽固分子还要难。

　　监管

　　“心情晴雨表”感知犯人情绪

　　与其他病犯不同，艾滋病犯人家属多数不知道其病情，最了解情况的只有监狱。记者从省监狱管理局了解到，有关法律规定，入狱后，是否将艾滋病情告知犯人家属，要先征求犯人本人意见。而现实情况是，多数犯人都不愿意让家人知道真实病情，主要是担心遭家人抛弃，或产生家庭变故。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刑满出狱的艾滋病犯人，监狱也不会向其所在街道或村委会告知病情，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社会对艾滋病犯人的歧视和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

　　记者在十六监区了解到，很多犯人得知病情就像被宣判了“死刑”，杨小哇说，有的犯人甚至无法接受事实，当场晕了过去。“没了自由，没了健康，一下子丢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对人生没了积极的态度，很多人都有自杀倾向”，监区项警官对每一名犯人的心理状况了如指掌。但这种心理压力同时也压到了管教警察身上。

　　为每天能及时掌握犯人的情绪变化，监狱特地在每个监舍门口挂了一块“心情晴雨表”，分别用头像表情标明“高兴”、“一般”、“低落”三种情绪。记者看到，每个犯人都可以通过移动卡位随时告知警官自己的情绪变化。项警官是高明监狱有名的好口才，正是因为这个，他被调往了十六监区。在犯人的心理矫治系统中，项警官清楚地记录着每名犯人的心理矫治情况。发现不好的苗头，他就第一时间查看“晴雨表”。项警官说，与犯人谈心、倾听他们的烦恼变得很重要，“有时候一念之间就可能挽救一个生命”。

　　难题

　　广东全省艾滋病犯人保外就医成功率仅3%

　　犯人伍某(化名)因抢劫罪被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伍某改造表现良好，高明监狱为伍某向其所在社区提请假释，遗憾的是，当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均以该犯可能会危害社会或无监管照顾条件为由拒绝接收。

　　保外就医、减刑假释是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法律措施，但记者发现，在艾滋病犯人这里基本行不通。

　　今年9月，犯人巫某由于艾滋病情加重突发急性脑膜炎危及生命，监狱启动紧急保外就医，向其家人下达病危通知书，以便家人带他到监外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巫父因无法承受家人、邻里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排斥而拒绝接回巫某。拿到病危通知书那一刻，巫父只说了一句：“生与死，都交给监狱吧!”

　　记者了解到，当艾滋病犯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时，监狱会启动保外就医程序。但犯人家属迫于经济负担和社会舆论压力普遍不同意取保，使得监狱无法进入保外程序。据高明监狱统计，自2006年以来，艾滋病犯人监区曾为26名符合条件的犯人提请保外就医，最终只有3人成功获保。

　　目前，全省艾滋病犯人的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而符合条件的其他病犯的成功率几乎为100%，监狱方面告诉记者，虽然自由最可贵，但由于回归社会会遭普遍性拒绝，艾滋病犯人很少主动提出保外就医，待在监狱里更安心。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监狱执法最权威的依据——《监狱法》，自1994年12月颁布后就没有再修订过，其中对怎样救治艾滋病犯人没有详细的规定。广东省监狱局局长于保忠说，因为制度不规范，造成执法空白点很多，一些犯人家属往往不同意取保，却又对犯人病死监狱的事实提出异议，有的衍生为纠纷或信访事件，监狱常常面临许多无奈。

　　看管警察

　　食堂吃饭无人同桌随时都有感染危险

　　他们，身为警察却遭到其他警察的歧视;他们，经常会与浑身是血的艾滋病人零距离接触，随时都有感染危险……他们是广东高明监狱十六监区的警察，专门负责看管艾滋病重型罪犯。

　　在佛山市高明区一处偏僻的村落，有一栋古旧但却整洁的院子——从2006年6月开始，高明监狱十六监区有了新的定位：专门收押广东省艾滋病重型罪犯。艾滋病犯专管警察有什么特殊要求?本报记者赶赴高明，一探究竟。

　　曾在阳春监狱艾滋病监区工作过的警察王警官告诉记者，艾滋病犯人和专管警察都是监狱里被冷落的群体，在干警食堂吃饭，其他警察一看到他，就马上找借口转到其他餐桌去了。即便警察间的篮球比赛，也没他们的份儿。

　　记者看到，艾滋病监区警察着装与其他警察无异。没有穿防护服，没有戴手套，徒手组织犯人训练，或只身拿钥匙打开监仓察看病犯，甚至把手放在犯人额头感受体温，弯腰检查病犯的伤口，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紧张，警察与病犯的接触均为零距离。

　　“在这里没有歧视，尊重是首要的。”杨小哇说，工作中不穿戴防护服，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不被歧视，艾滋病犯人内心多敏感，干警在管教过程中不经意的一个握手拍肩举动，都可能会改变他们忧郁烦躁的心情。

　　零距离接触引发职业暴露风险

　　这里的很多警察都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刻。指导员王警官算得上是元老级的人物，2010年8月的一天，王警官在一楼值班，突然听到二楼监舍传来一阵激烈的吵闹声，监控视频显示二楼监仓里，一名犯人手持铁片，划伤脑袋满脸是血正嗷嗷大叫，狭小的监舍一片慌乱。王警官见势一个箭步跑上二楼，打开监仓铁门，冲到了这名患有精神病的犯人李某面前，安抚当事人情绪，了解事发情况，隔离疏散其他犯人，顺势抓住犯人的手，夺过铁片，控制了现场。

　　“当时不觉得什么，事后还是觉得害怕。”王警官回忆，事发现场犯人李某满脸是血，情绪激动，不时还用手抹去蒙在眼前的血，然后随手就是一甩，血溅得到处都是。当时情形紧急，他没有考虑多少就过去制止，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李某的血洒到了自己或别人的眼睛，那情况可就严重了。

　　作为监区带头人，杨小哇不时会提醒同事勤洗手勤消毒，管教过程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冷静处理管教矛盾，如果身体有伤口，一定要包扎好，防止在与病犯接触过程中感染病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监仓值班的十多名干警中，就有3人手脚等不同部位贴着止血贴。

　　看管警察可能被传染多种疾病

　　因为对艾滋病传播渠道的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在日常工作中，监区警察最大的职业风险并非被传染艾滋病毒，记者了解到，一些病情较重的艾滋病犯人由于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现并发症，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会出现皮肤溃烂，并发肺结核、肝炎等传染性强的疾病。这些传染病才是警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威胁，但作为带班警察，遇到犯人病发需要送医院救治，再危险硬着头皮也要上。

　　“说得不好听，我们想买保险都没人愿意接。”杨小哇说，考虑到艾滋病犯专管警察职业的高风险性，监狱曾多次联系保险公司，想为警察多买一份特殊行业人群保险，但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听到是艾滋病犯监区的警察，一个个都掉头而走，不愿意做这笔很有可能赔本的生意。

　　即便如此，当全省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的号角吹响时，阳春监狱艾滋病监区的王警官等三名警察还是主动请缨，举家迁到高明，继续这项高危工作。王警官这样做其实是想实现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看来，佛山的教育比阳江的水平高，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虽然风险大，但可以为孩子的前途加分，这样挺值的!”

　　记者走访发现，即便是在高明和乐昌这样具备集中关押艾滋病罪犯条件的监狱，监舍主体都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破旧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连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承受力都无法满足，无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着热水瓶帮罪犯打开水洗澡。硬件设施的落后为监管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今年11月，司法部划拨了艾滋病罪犯专项经费，用于艾滋病罪犯的医疗、伙食、警察管理等领域的开支。根据省监狱管理局的规定和去年开支情况，每名艾滋病罪犯的伙食标准是普通罪犯的1.5倍，专项医疗经费开支也高出普通罪犯很多倍。省监狱局表示，目前的经费勉强可以满足所需，但随着罪犯人数的增多，监狱监管设施落后和监舍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政策扶持的缺口集中在这里。

　　不能告诉家人的“保密工作者”

　　监狱长王培文说，为了给予艾滋病专管警察更多的职业激励，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上岗中，艾滋病专管警察的晋升几率是其他警察的4.3倍。据悉，广东不久前出台政策，对于艾滋病专管警察每月发放500元的高危作业补贴，虽然这与日益高涨的物价水平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但因为艾滋病犯人管教的特殊性，分类管控的同时还需分配一部分警力负责看守重病犯人，一个月下来，专管警察连4天的休息时间都难以保证。

　　“怕家人担心，就不告诉他们咯!”姚警官说。据了解，监区大部分警察都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监狱从事的实际工作，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工作者，保密工作滴水不漏。

　　“妻子后来才知道我在艾滋病犯监区工作，要不然这婚还不知能不能结成呢。”姚警官说，当初与妻子谈恋爱时，问到自己在监狱干什么工作为什么这么忙，自己几句话含糊了过去，当时真担心说漏嘴两人就没戏了。姚警官说，妻子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后，倒是理解支持，这让他感动，紧张的工作之余最希望的是能够有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名刚刚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到艾滋病监区工作的警察，他用自己短暂的工作经历讲述专管警察的工作状况，采访结束时，他反复叮嘱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还没结婚，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

（责任编辑：徐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