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教师吗？(3)

　　“希望社会能关注我们这群边缘人”

　　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存在诸多顾虑，所以，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护自身就业权利的案例尚未出现，不少法律界业内人士将此案称作《就业促进法》实施之后，我国第一起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案。

　　就在法庭展开激烈辩论之时，小吴还在100多公里外的一个县城焦急地等待结果。目前，毕业于师范专业的他已经在一所学校干起了代课教师，每个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工资，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如果我能成为正式教师的话，工资肯定要高一些，而且不会像现在这么累，治疗的条件肯定要好一些。”

　　当记者问起，为何敢站出来选择诉讼途径时，小吴答道：“我觉得这是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要一份好工作，可以有钱治病。”

　　“乙肝都翻身了，为什么艾滋病不可以网开一面呢？”小吴对将来抱有希望：“第一个人站起来，身后就会有很多人站起来。如果国家相关规定可以改变的话，我还可以去其他地方考教师或者公务员。”

　　这个“大学期间不是很用功读书，但是很擅长考试”的农村青年，原本可以过上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不过，周围没有人知道这3个多月来小吴身上发生的一切，包括他的父母。

　　“他们也是农村人，没有艾滋病的知识，一旦他们知道了，也会陷入恐惧之中。”现在，小吴有意识地疏远了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关于我的案子，已经有了不少新闻报道，生怕他们在我面前提到这件事。”

　　“我希望社会能关注我们这群边缘人。”网络几乎成了小吴了解外界的唯一信息渠道。没有旁人的时候，他会用手机上网，了解一些医学知识，以及网民对这件事的反应。

　　然而，记者浏览一些论坛时发现，不少网民还是力挺安庆市教育局的做法。

　　对此，小吴感到“很正常”，“因为他们还是不了解艾滋病”。但是，让他不能接受的是，“有网民甚至提出要把我们隔离起来，认为我当了老师，就会害了孩子。”看到这些，小吴有些伤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告诉记者，他反对艾滋病歧视，也同情小吴的遭遇，但作为一个家长，他还是接受不了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站在讲台上的现实。“这个问题牵涉到伦理、文化习惯等方面。”

　　“一旦小吴胜诉了，如何安置他，这也是政府部门需要面对的难题。如何做到学校愿意接受，当事人隐私不泄露？”这位法律工作提醒记者。

　　对此，小吴也有顾虑：“如果再去上班，自己的‘身份’很容易暴露，现在只能先等诉讼结果。”

　　“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是法律层面无法彻底解决的。”这位法律工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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