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爆出“回扣门”：6月8日下午，一名网友在温州某论坛上将其公司2011年3月份在温州医学院附一医院、附二医院使用醒脑静针的回扣统计详单公布于众，134名医生被指收受回扣。
这一消息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再次将医疗卫生领域的潜规则话题牵扯出来。
检查被“分解”或“打包”
根据广东省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今年3月下旬进行的“广东省城市医疗服务公众评价调查”，在被采访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广东省内10个城市的2490名居民中，有多达74.3%的受访居民遭遇过医疗潜规则。
调查显示，受访居民中有4成居民表示遭遇过“多开检查项目”；32%的受访者表示经历过“滥开贵药”；就医时，遭受过“问诊仓促”、“收费标准不公开不透明”、“乱收费”、“收受‘红包’”、“强求使用进口药品”者分别有29.7%、28.1%、22%、18.7%、10.8%。还有受访者反映，医改以来，医疗行业出现了“少治疗、多检查”，“少开药、多开刀”的现象。
“群众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目前，在医院中确实存在一些所谓的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的形成都与相关利益挂钩。”任职于北京市某医院，从事审计工作的姜华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了一些她所了解的“多收费”伎俩：
就拿用于检查肿瘤等病灶的核磁（磁共振）检查来说，根据相关规定，核磁检查是按照每人次850元收费的，而且这850元是不分检查部位的，也就是说，核磁检查全身和单独核磁检查腹部或者胸部等，价钱都一样。一些医生为了多收费，就把本该一次进行的核磁检查分解，我们把这个叫做“分解检查”，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比较新的多收费手段。比如说，病人今天要做核磁检查，那么存有“私心”的医生就有可能对病人说，“咱们今天做腹部的检查”。检查之后说没问题，第二天可能就再做个其他部位的检查。其实，这些检查可以在病人进行核磁检查时一次完成。
上面的做法是将收费进行分解，还有一种多收费的方法是“打包收费”。现在的检查都是系列性的检查，比如说生化系列、肝功能系列等。如果病人需要检查这些系列中的一项，那么与之相关的检查不管需要不需要，都被“顺便”一起做了。比如说生化系列，病人可能只需要其中的几项化验结果，但这一包出来就是十几项化验检查。
有回扣的药受医生青睐
“事实上，由于部分药品存在回扣，目前已经引发出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抗菌素的临床使用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从医20余年的北京医生黄凯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卫生部办公厅近期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之所以要下发这样的通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就是因为由于一些抗菌素药物存在回扣现象，导致一些医生滥用抗菌素，造成患者形成耐药菌、院内感染等问题。”
当《法制日报》记者提出能否举出具体事例或者进一步详细说明时，黄凯说：“这里面涉及医疗领域内部的一些事情，不便说得过于详细，只能大概介绍一下。”
抗菌素不良使用问题已经是老话题了，特别是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问题之所以比较突出，就是因为其中存在高额药品回扣。
目前，抗菌素的不良使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在同等药效的几种抗菌素中，医生的第一选择是有回扣的抗菌素，这类抗菌素大部分是国产的。一些进口的抗菌素因为有相关的制度在规制，药品公司没有这部分钱去做回扣用。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生来说，没有回扣的抗生素，是“使了也白使”；而使用另外一些药还可以“顺便”创收，那么有回扣的抗菌素的使用可以说是“超级”大量的。据我了解，医院里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某一种抗菌素的使用量“突飞猛进”，而其他同类的抗菌素却用不动。这时候，一些医院就会给抗菌素“排队”，比如说一个月给同种类的抗菌素进行一次大排名，把用量排在第一位的抗菌素“踢出局”，目的就是给其他同种类的抗菌素让路，因为总不能让那些没有回扣额的抗菌素“烂”在库房。
上述做法，不会造成抗菌素耐药菌等问题，出现耐药菌问题的是下面这种方式： 这第二种方式就是“不该用的还用”。抗菌素主要用于临床，但并不是所有手术都需要使用抗菌素。比如说，Ⅰ类手术就是创口最干净的手术，像单纯的甲状腺肿瘤切除手术，这种手术所产生的创口是十分干净的，所以基本不需要用抗菌素，就连预防性的抗菌素也可以不用。但是为了“大量”使用抗菌素，即便在进行这种创口比较干净的手术时，有些医生也会以预防感染之名使用抗菌素，更甚的是，一般使用24小时至48小时就应该停用的抗菌素，会一直使用到病人出院为止。而且，个别医生在超时用药之外，还使用高级别的抗菌素。抗菌素被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抗菌素是最高级别的。比如说用一线药就足以治疗，而个别人却使用二线甚至是三线抗生素，其中原因只有一个——回扣多，因为往往是级别越高的药品回扣越多。
就是因为以上伎俩，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整治抗菌素使用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什么资质的医生用一线、二线抗生素，三线特殊用药必须是高级职称的医生才能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滥用。同时，卫生部还对抗菌素的使用时间进行了规定，并要求有些手术不能使用抗菌素。
医药设备“招标会”走过场
“现在的医疗价格体系是‘脑体倒挂’的。”广东省广州某医院的科室主任王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从目前病人的医疗费用结构分析，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是大头，它们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众看病的花费。
医疗设备“价值不菲”早已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为解决这一问题也是频频出台各种办法。但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名在医疗圈摸爬滚打了近20年的教授是这样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的：
为了有效管控医疗设备进入医院时的回扣问题，有关部门规定医疗设备采购要进行招标制。由第三方招标公司组织招标工作，必须有3家及3家以上公司参与招标才行，而且在招标过程中还要以抽签方式选出的资深专家进行现场评审打分，以此选出最终的中标医药公司。我担任的就是其中的评审打分工作。
事实上，在3家竞标单位确定之前，到底谁中标差不多就已经确定好了，其他两家就是所谓的“陪标”公司。这个“陪标”是不确定的，比如在北京市场，同类相似的医药耗材有甲、乙、丙3家公司可以提供，那么在一次所谓的投标过程中，甲公司事先把医院上下打点好，“攻克”下来，随后就由乙、丙来“陪标”。而在以后的招标过程中，3家公司轮流中标、轮流“陪标”。
此外，虽说选择专家是以抽签的方式进行，但是也没有什么监督机制。一般情况是，第三方招标公司跟哪几位专家熟，就叫哪几位专家去，所以在招标现场的都是那几个“老面孔”。而专家去了，也是心照不宣，进了门还会向准备采购医疗设备的医院问一句：“你们觉得哪家公司比较好？”法制网记者 赵丽
（责任编辑：何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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