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雷米克（Elizabeth J. Remick）等学者发表《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一文，经中国媒体转载后，引发广泛讨论。
性别比（即出生100个女婴对应出生的男婴数，以下简称“性别比”）失衡问题近年在中国广受关注。越来越多人口专家意识到，持续30多年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未得到根治，且由此导致的问题日渐显露，或将成为生育率过低外又一个令决策层重视的问题。
8月28日，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表示，性别比失衡将引发“婚姻挤压”，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流行观点将性别比失衡归咎于重男轻女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人工干预措施。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澎湃新闻，如果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性别比一直较为正常。人口学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重男轻女”并非性别比失衡的充分条件，“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管制，三者缺一不可”。
治理性别失衡13年
中国自1982年开始出现性别比出现失衡，最初被认为存在女婴漏报而未获重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 .2，高层意识到形势严峻。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的规定》，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禁止，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战役正式拉开。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扭转中国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多个部门也会同在一起，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案件。
2014年6月30日，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印发全国查处“两非”案件区域协作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两非”案件查处区域协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2015年上半年以来，一场打击“两非”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攻坚战，正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进行。
4月30日，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将性别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而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今年是国家层面正式治理性别比失衡的第14年。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的水平。
他们为何想生男孩
重男轻女观念被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它起于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到现代社会则演变成延续家族血脉的信仰。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仍有很深的土壤。
此前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兰陵县被指为控制合法出生率，给基层干部下达“流产指标”。当地一位村支书透露，兰陵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如果家里没个儿子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当地女子吴颖有一个妹妹，从小就听到母亲唠叨没有男孩抬不起头，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种负罪。她说，直到大学毕业前，她都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合适的时候离家出走，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个孩子，或许会拥有一个男孩。
对男孩的偏好不独北方农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许多人希望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一个女儿，身为公职人员，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婆家人对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妍一直身处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开二孩后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则指责她自私，不愿为家族牺牲。
她曾和丈夫尝试过代孕，但以代孕机构被查封而告终。2013年初，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松动，而张妍已40岁。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家庭战争。丈夫林阳一度威胁她，“如果你不愿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当离家数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与外面的女人怀上了孩子。后经B超鉴定是男孩，于次年生下。
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张妍说，在她的亲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于家族压力，辞职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愿妥协的女人，则只能对丈夫在外“代生”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让张妍无法接受的是，有亲戚甚至劝她与这个外面的女人和平相处。张妍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人性扭曲，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厦门市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69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37，十年均高出正常范围，“长此以往会造成将来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比例失调，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告诉澎湃新闻，有数据显示，重男轻女最严重三个省是安徽、海南和福建，而厦门远非福建最严重的地方。
性别比为何失衡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
据国家卫计委新闻处原处长陈剑《中国计划生育革命纪实》一书考证，1982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从之前相对宽松的“晚、稀、少”政策，向“一孩化”过渡的关键年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澎湃新闻，如果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
。“这段时期‘重男轻女’同样存在”，乔晓春发现，唯一的变量是，这一时期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落实。
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仅有“重男轻女”观念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衡，生育机会的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弃女孩。
人口学者何亚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严重。当年全国第一胎性别比为107.1，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别比猛增到151.9。
何亚福分析，由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因此人们并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别；当第一胎生出女儿后，第二胎成为人们最后的生育机会，因此人们会想办法生出男孩，这时就会采取B超鉴定胎儿性别，存男去女。
另一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据《海峡都市报》2011年8月11日消息，福建共有独生子女303万，其中男性229万，女性74万，男女比例接近3:1。
“在仅有一次生育机会的情况下，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会通过人工手段生下男孩。”何亚福说，如果没有生育限制，尽管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愿望。
黄文政告诉澎湃新闻，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分析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光棍危机”
性别比失衡，必然引发婚姻市场失衡。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更显形势紧迫。他告诉澎湃新闻，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中国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动在90%—100%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但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他由此认为，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姚美雄告诉澎湃新闻，男多女少必然引发“婚姻挤压”，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乡下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
姚美雄说，政府可以帮助“剩男”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无能为力。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2013年估计2400万人），即使通过“进口”新娘也将是杯水车薪，且“剩男”还在不断产生，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姚美雄说，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降低他们对社会的认同，甚至可能诱发反社会的心理，可能与其它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社会动荡。
宽松的生育政策有效吗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召开部署会议后，各地亦迅速采取行动，重拳打击“两非”的消息频繁见诸媒体。“最后一年如果完不成任务，可能位子就难保了。”厦门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
厦门市卫计委打击“两非”工作负责人王辉荣认为，打击“两非”对遏制性别比失衡的作用有限，一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靠行政手段难以改变；再者，随着技术的发展，B超机可以轻易获得，采血到境外鉴定也非难事，这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厦门市卫计委法规科一位官员告诉澎湃新闻，男性偏好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即使现在，农村家庭对男性的依赖仍要大于女性。他认为，消除男性偏好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让父母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中国政府通过连续几年的综合治理，到2009年出生性别比出现拐点，开始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2014年性别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他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告诉澎湃新闻，要消除“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以一蹴而就。他认为，最具操作性的办法仍是放开生育限制。
多位受访学者提到一个正面案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展开全面二孩试点，“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时，试点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但除承德外，其余3个试点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中国人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在其主持编写的《八百万人的实践中》中，对试点地的数据分析后认为，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生育二孩缓解了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之间的矛盾，为招赘婚创造了条件，减轻了养老压力。
顾宝昌同时以承德试点区性别比失衡为例分析，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实现性别比正常化的唯一条件，治理性别比失衡还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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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廖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