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婴儿潮未至 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了

　　预想中的婴儿潮

　　从十年前开始，就陆续有关于中国要迎来新一轮婴儿潮的声音。所谓婴儿潮（Babyboom）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从这个概念来说，与其说婴儿潮是个人口学名词，不如说它是个社会学名词。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婴儿潮都是指婴儿数量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尽管学界对婴儿潮的界定还有不同看法，总的来说，对1945年以来中国的三次婴儿潮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次婴儿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后，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2138万的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到1961年，达到1141万的低点。

　　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

　　第三次婴儿潮从1986年到1990年，这5年形成一个潮峰，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从1992年开始，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到2000年后略有增加，但始终在1600多万的水平徘徊。

　　从历史上看，婴儿潮在许多国家都有发生，而且原因多种多样。通常可能起因于振奋人心的事件，比如农作物丰收、打赢战争及赢得体育竞赛等。最著名的婴儿潮发生在美国，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从战场返乡，掀起一轮生育高潮。从1946年到1964年，美国共有7590多万婴儿出生，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分析各国婴儿潮的规律，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特殊原因导致的婴儿潮之外，还有一种回声婴儿潮。这种婴儿潮的产生，不是因为生育率的明显提升，而是因为上一波婴儿潮的人群到了生育高峰期，因此产生了一个类似回声的婴儿潮。按照现代人婚育的年龄推算，婴儿潮之后24~30年会出现回声婴儿潮。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三次婴儿潮就属于六七十年代婴儿潮的回声婴儿潮。这也可以解释一个疑问：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采取了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竟然还能够出现一个短暂的潮峰。

　　预想中国会在2010年左右出现婴儿潮的人们更多是基于回声婴儿潮的理论。理由很简单，1986年出生的2319万婴儿到2010年已经24岁，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

　　问题是，新的婴儿潮真的出现了吗？

　　学者：根本没有新的婴儿潮

　　《第一财经日报》咨询了多位人口学者，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按照统计数据，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根本没有出现婴儿潮。

　　“按照人口变动规律，是应该有个出生的小高峰，但是查看这十几年的统计数据，只有小的出生波动，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婴儿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说。

　　让我们看一看从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出生人口为1617万，此后一直在1600万左右徘徊，最高点是2014年的1687万。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按照传统习惯，有些人预料当年会出现一个小的出生高峰，但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635万，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出现了首次净减少。

　　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的一年。此前有关部门曾经担心，放开单独二孩可能会导致年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放开单独二孩后，头几年可能每年增加200万出生人口，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不会出现所谓新一轮婴儿潮。

　　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上一年增加了47万。这就使得过去十年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显示出一条平平的波浪线，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今年5月底，全国1100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仅有145万对提出了再生育申请，数量之低令人意外。

　　早在2014年12月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王广州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北京大学郭志刚、李建新、乔晓春，复旦大学彭希哲、王丰，南京大学陈友华、黄文政等多位人口学者已经表示，单独二孩政策全国遇冷敲响了警钟，全面二孩应该及早落实。

　　王广州通过对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已婚一孩育龄妇女中，约有40%超过40岁，已经接近生育期末端。

　　他在今年发表的《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中预测，假定在2015年全国统一放开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为565.8万人，2017年达到增量最高峰583.2万人，此后逐年降低。这一预测通过人口仿真模型做出，被多位人口学者评价为“靠谱”，远远低于此前有学者提出的“全面二孩后每年将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的生育主力军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跟60后、70后的父母辈不同，再加上生育的机会成本和抚养成本很高，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形成不了所谓的婴儿潮。

　　和双独夫妻、单独夫妻可以合法生育二孩却放弃的现实相反，一批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非独夫妻在盼望着自己能够合法地生育二孩，这其中绝大部分是70后。今年十一假期，一群70后非独人群徒步去山西翼城考察全面二孩试点的成效，希望以此举唤醒社会对70后非独人群生育权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人不想生孩子了

　　生育成本上升

　　“突然”当然只是印象。如果把生不生、生几个看成投资行为，那从成本与收益的变动就不难窥见生育行为变化的轨迹。

　　先看妇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两块构成。

　　一是在工业与城市的时代，重智力、轻体力的白领工作大量涌现，男女同台竞争就业机会，妇女几乎能顶家庭收入的半边天。妇女从怀孕到哺乳，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如果小孩满三周岁才上幼儿园，那就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职业女性休产假一般为三四个月，上班后的工作外时间亦不得主要用于照料幼儿而非充电提高专业水平，为此妇女不得不放弃相当的收入与职业晋升机会。

　　二是养育一个小孩的直接费用也不菲。上海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有人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与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承担体力活的男人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块（妇女放弃的收入）很低，生育率就很高，一个家庭生四五个孩子很常见，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是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块（直接费用）也不高。

　　但在工业与城市的时代，生育成本的第一块剧增，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都是重大决策，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改为重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块也上升。如此情势之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1/4愿意再生一个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城市化率2012年为52.57%，并且这是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增长。2012年上海的城市化率为89%。城市化内蕴的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压制所用非常大。这非中国独有，乃是所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与发生着的现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后，也很难再降下来，西方国家补贴生育的措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扭转不了趋势。

　　当孩子不再是资本品

　　在家庭养老之下，年富力强时父母生养孩子付出艰辛，而不是及时行乐，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时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养育孩子体现出资本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现在消费为代价。

　　不过，在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的一个百分比来强制缴纳社保税，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以雇员与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其实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现收现支的本质，是强制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集体养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的考虑就变了：既然政府保证我们将来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退休时，别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缴纳社保税，养老金能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无虞，那现在就没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多生养个孩子。节省下来的钱和时间可以买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为了将来的考虑，谁愿意现在过苦日子？由是，从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剥离了养老投资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协商在代际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代际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

　　但在现收现支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强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养老，没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动机向政府施压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从而进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别人家的孩子）的负担。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还导致资源在代际之间的流向出现了逆转，整体上不是向下一代转移，而是向上一代转移。

　　由此，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对热切希望抱孙的老人有个交代，生养个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现，将来有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养老金添砖加瓦，何苦费心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孩子？浪漫、逍遥和自在的两人世界多好啊！

　　19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的生育率稳定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单单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孩子的资本品属性被削弱导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安排上，中国的社保是大统筹、小账户，大统筹就是以现收现支为主，再加上个人账户不断累积的空账，整体上与现收现支无多大差别了，在“养老靠政府”的观念之下，只有不高比例的人愿意生二胎，也就不奇怪了。

　　重质量的传统

　　上述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华人社会，其城市化率是100%，不过没有实行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实行纯个人账户性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因素只占了一个，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2010、2011年）。

　　再看其他华人社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台湾与在美国的华裔生育率都很低。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也是如此，如韩国的生育率只有1.2，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

　　照道理说，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鼓励生育的，不过一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令华人与儒家文化圈的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传统社会，考取功名有各种好处，可以免税，可以入仕，可以在当地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导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理取向。经过N代人的传承与加强，这已经成为了Meme。

　　1976年，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新造了Meme 一词，含义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及行为模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相类似的东西。”是说，如果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就是Meme（谜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过遗传传承，Meme通过模仿。

　　哪怕后来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个Meme就像病毒一样仍有独立的生命力。由此导致进入现代社会，华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会更高。这是一种重子女质量的模式，对质量的投入与对数量的投入之间有替代关系，势必会压抑生育子女的数量。

　　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从娃娃抓起，自己宁愿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一门才艺，多亲炙一位名师的教诲。许多课外培训机构因此大发其财。大家都这么重视质量，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给孩子的教育培训是层层加码。这会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块的构成上，华人社会的教育支出要明显高过其他社会。

（责任编辑：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