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肝移植医学伦理审查专家，32岁的苏丹哭了。
她想给刚刚复婚的丈夫——39岁的田新丙捐肝。
6月份，两人刚刚离婚。但仅仅过了两个月，田新丙便被确诊严重肝病，需要进行肝移植。
随后，苏丹自己去做了体检，又花了两个星期时间说服前夫复婚并接受她捐肝。当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专家探究原因时，苏丹哭着说：“因为我爱他。”
昨日，在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309医院），苏丹捐出了590多克肝脏。它们，将为田新丙带来生的希望。
冲动离婚后确诊患病
苏丹和田新丙的病床，隔着一个小床头柜。两人伸伸胳膊，就能牵到彼此的手。
苏丹是内蒙古人，田新丙则来自河南。恋爱、结婚，两人相伴近10年，直到今年6月。“我们对公司的规划产生了分歧，大吵一架后，话顶话就离了。”
离婚后，两人暂时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为合开的公司继续奋斗。
“离婚其实很冲动，等两个人平静下来后，应该会复婚。只是，这场疾病加快了复婚的脚步。”苏丹和田新丙说。
今年8月，田新丙被查出肝硬化中晚期，并伴有新生小肝癌，需进行肝移植。此时，他刚与苏丹离婚两个月。
从医生那里，苏丹得知，肝源紧缺，目前，解放军309医院就有10名患者在等待肝源。
可是田新丙等不起，病情时刻都在发展。
前妻几度劝说坚持捐肝
苏丹跟田新丙说要捐肝时，田新丙觉得是个玩笑。
苏丹却很认真。她拉着田新丙去医院，找医生咨询。“我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来帮助他，肝源那么紧张，时间就是生命。”
但田新丙拒绝了。
“捐肝毕竟有一定风险，发生意外的话，我自己没治好，她也伤了身体，女儿还那么小。”每当苏丹提起这个话题，他就不再说话。
苏丹知道，田新丙拒绝，是担心她冒险。但她也知道，这个险，她一定要冒。
她和田新丙聊女儿，说那么小的女儿，不能没有爸爸。她又聊起田新丙的父母，说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还聊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她仍然喜欢着那个不抽烟不喝酒、几乎爬遍北京大山的田新丙。那样的田新丙，给了她热爱生活的理由。“我已经习惯了依赖你，没有你的陪伴，我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背着田新丙，苏丹自己去医院做了体检。
她拿着体检报告对田新丙说，“我符合捐献条件，只要复婚就行。”
苏丹的父母也跑去，帮助劝说这个前女婿。直到女儿被推入手术室以前，他们依然在说，田新丙就是他们的半个儿子，“我女儿做的这个决定很伟大，我们支持她。”
“就算只有两三成的希望，她也要陪我来闯一下。我真的很感动。”被劝说了两个星期后，田新丙最终接受了苏丹的提议。
两度伦理审查终通过
器官移植，需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根据要求，只有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养父母养子女、继父母继子女等，才能成为活体肝供者。
这意味着，苏丹要为田新丙捐肝，还缺少一个合法的身份。
很快，8月份，两人办理了复婚。随后，将所有需要的资料递交到了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
其实，田新丙的大姐也曾想为弟弟捐肝，但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最终作罢。而在苏丹看来，捐肝既然有风险，那就让一个家庭来承担，不要牵扯两个家庭。
不过，苏丹的坚持，开始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
在见到苏丹和田新丙之前，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看着资料都在琢磨，“是夫家有钱，背后存在金钱交易？还是别的原因，让这个离婚了的女人坚持复婚捐肝？”
除了对动机的考虑，专家们更多地还要考虑活体捐肝手术的风险。
主持伦理委员会的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介绍，活体捐肝手术，比活体捐肾手术风险更大，存在术后出血、肝功能不全、胆漏、感染等多种可能性。国内外都曾出现过严重并发症导致供者死亡的案例。所以，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会非常严格。
8月31日，第一次伦理审查，考虑到供体的风险，有专家犹豫了。
一个多月后，伦理审查进入第二轮。苏丹表现得非常急迫，她一直哭着讲述她的坚持，一句“因为我爱他”感动了在场的专家。
在综合评估多方因素后，第二次伦理审查最终全票通过。
“他们两个人的情况还是很适合做的，苏丹向我们证明了她的伟大。”石炳毅说，活体捐肝的案例，大多是父辈和子辈之间比较多，夫妻之间的非常少，苏丹的决定，令他们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