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一份调研成果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对记者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
“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割裂,新社会关系陷真空,致使他们成为了‘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目前生根非常渺茫。”李久鑫说。
“这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感,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孙健敏说。
根据调研成果,专家列出了中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主观感受的几个最:感觉“最幸福的城市”是泉州;“最不幸福的城市”是深圳(幸福感);感觉“最无力的城市”是北京,“最积极的城市”杭州(情绪倦怠感);感觉“最受支持的城市”是青岛,“最差支持的城市”上海(社会支持);感觉“最疏远的城市”是东莞,“最亲密的城市”是大连(社会距离)。
泉州缘何能成为在农民工心目中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据胡平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在对农民工幸福感进一步从“生存、关系、发展、生活水平、家庭关系、工作学习、社会地位”七个维度时发现,福建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学习”的维度上排名首位,在“发展”、“生存”维度上排名第二、三位。
“泉州的城市环境及经济发展可能更适于农民工生活,社会经济竞争并不非常剧烈,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同时在学习和发展层面给予农民工的机会可能更多。”胡平说。
相比之下,与前些年相比,长三角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似乎正在下降。
胡平告诉记者,以浙江杭州为例,杭州整体农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杭州的评价明显低于老一辈农民工的评价。
调研发现,长三角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最高,在上海和浙江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比在广西和山东的农民工收入要求高出700多元;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实际花销也最大,比在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每月花销多出363元。
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杭州对于更追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本更高,“生根”的梦想可能更加遥远,这可能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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