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进城务工人员，“看病难”已经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痛。
就北京来讲，大医院“看病难”实际上表现为看专家难、看好专家难、住院难。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不完善、医前医后服务的缺位、病人的就医期望值过高等，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角色错位。
如何医治“看病难”这一城市病？公立医院的改革被公认为是突破口，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又被认为是最为关键之所在
广东省珠海市所有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被“一锅端”——这一重大反腐成果被曝光后，150余家媒体争相转载。
如此广受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城市“看病”顽疾久治不愈的种种不安。
在不停的论战和争辩中，新医改已经迈入了第二个年头。自1984年卫生部起草首个医改文件起，“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病根。
与大城市相对集中的优良公共医疗资源相矛盾的是，数不清的城里人正在饱受看病难、看病贵的折磨，几近病态。
城市越大看病越难
“午夜排队去挂号，住院要等两三周”；
“停车排长龙，医院像迷宫，看病马拉松”……
提起去医院看病，一名北京市民给记者念了一串儿顺口溜。而上述情形，是很多城市医院的真实写照。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跟随从外地来京为儿子求医的马女士来到了北京某著名医院。
下午4点左右，挂号大厅外已经排了四五队，每队有十来个人。已经数次来北京求医的马女士颇有经验，排上号后，拿出一叠报纸铺开坐下，还招呼记者也一同坐下。记者看到，来这里排队的人大多有备而来，除了报纸外，还有长凳、毛毯……
马女士告诉记者，要想挂上专家号，就得做好“熬夜”苦等的准备。不想吃这个苦头，就只能多花些钱从“黄牛”手上买号。
除了看病难以外，看病贵也让广大患者胆战心惊。
“在医院看病，普通病人最害怕的就是开大处方、动大手术，而这往往是某些医生最热衷的事情。”陪马女士排队时，记者听到一名患者如是说。
住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王先生的孩子不久前感冒了，去了趟医院回来后，王先生深有感触的对记者说：“在大城市，小孩看病确实价格很高。普通一个感冒就得花200多元，挂号费就要30元，而且往往一去就用抗生素，查这样查那样，钱花了经常还没有检查出结果。我老家在一个小县城，一些小儿常见病经常都是买几元钱的药，吃了就好了，哪有在大城市看病这么麻烦。”
“以药养医”演变为“养腐”
对于城市里“看病难、看病贵”背后的成因，《法制日报》记者作了进一步的走访。
北京市某区卫生局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就北京来讲，大医院‘看病难’实际上表现为看专家难、看好专家难、住院难。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不完善、医前医后服务的缺位、病人的就医期望值过高等，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角色错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政府调控政策的薄弱，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对‘大医院看小病’的不合理流向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近年来，大医院的诊疗工作量越来越大，承担的突发事件、教学、科研等任务也越来越重，人力资源明显不足。”这名负责人说，“目前，大医院编制还是根据床位制定的，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标准。而大医院一般拥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在当年缺医少药的年代，并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在布局和流程上体现人文精神，目前要进行流程改造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
而更受诟病的是长期盘踞在医疗系统的“以药养医”之疾，而此顽疾近期有演变为“以药养腐”之势。
有业内人士指出，看病吃药价格居高不下的背后，缠绕着的是一条由“潜规则”串联起来的长长的利益链条。
一名医药代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药品进医院，从招标专家组到医院的院长、分管副院长，从药房主任（或药剂科长）到处方医生，甚至统计员、会计，“处处都得花钱”。而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患者买单。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疗专家向记者透露，在同类药中，医院领导往往倾向于招进那些价格昂贵的新品种药，因为“新药”附带着高额的回扣，“在医药集中采购招标之前，院领导便位居药品消费利益链的最高端；实行招标之后，这样的格局没有太大变化”。
“个别医院领导如果需要招标药品，他就会在有关药品展销会露面，并把生产这种药品的厂家全部邀请过来。这时，院领导往往会给各厂的医药代表‘相面’，他要观察、感受哪些人更面善一些、更可靠一些。价格不是问题，质量也不是问题。如果他感觉这个医药代表靠不住，即使送再多的钱也会被他拒之门外。而一旦他接了药商方面的钱财，就立即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位专家说。
“哪怕一个品质优良的医生，要抵挡‘新药’回扣的诱惑、给陌生人开廉价药，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一名从业多年的医生告诉记者。
“开大处方，从根本上说，是‘以药养医’造成的。应该说，‘以药养医’现象的存在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这是因为，现行政策允许西药15%，中药30%的加成。而不合理之处在于，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了。可以说，医院和医生是搭了卖药加成的便车，牟取了医院以及医生个人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向记者分析道。
